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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初识比尔·克林顿

2003-08-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70年秋的比尔·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拳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当时他对着一群听得出神的同学滔滔不绝,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他是谁啊?”

“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杰夫·格勒克尔交谈,后者希望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按照比尔的回忆,他当时都记不得自己叫什么了。

直到1971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埃莫森的政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嘛?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只要我们提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世纪的画作。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一个从阿肯色来的维京人,乍看之下根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绉服坐着的女人》的腿上,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我邀比尔到宿舍参加我和室友唐关关(音)合办的派对,庆祝学期结束。唐关关是华裔缅甸人,到耶鲁留学研读法律,缅甸舞跳得很好,是个活泼可爱的伙伴。她还有她丈夫(也是同学)王比尔和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谊。

比尔参加了我们的派对,不过很少开口。那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他,心想他一定是害羞,或不怎么擅长交际,抑或只是不自在。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干咳不停。

“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30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问他,那天派对他为什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想进一步认识你和你的朋友。”他答道。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他能在思想与词语间编织出恰当的联系,言语精当灵活,至今这还常令我吃惊。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打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比尔双手的形状。他手腕细瘦优雅,手指又长又灵活,有如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自我们从学生时初识,我便喜欢看他翻书的样子。这双手至今已握过数以千计的手,挥杆不下千余次,签过的名连起来也有好几英里长。如今经过岁月磨炼,这双手跟它的主人一样多了几许风霜,但它的表现力、魅力与灵活度不减当年。

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虽然我忙于期末考试以及第一年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仍想办法抽出几小时,和比尔驾着他那辆1970年出厂的褐橘色欧宝房车——那真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车之一——四处兜风。比尔和室友道格·埃克利、丹·波格、比尔·科莱曼合住在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我们有时也会到那附近的长岛湾散步。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住处开派对,我和比尔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对儿童福利与民权很有兴趣,但还没有明确未来的道路,所以不知自己会去哪儿、以什么为业。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许多同学都称他们有意投身公职,不过比尔是惟一一位令你感觉言出必行的。

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我知道他已经登记到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的竞选阵营里工作,协助麦戈文参与总统初选。麦戈文的竞选经理格里·哈特要他负责组织南方各州。对于能在南方各州穿梭,说服民主党员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转而支持麦戈文,比尔非常兴奋。他曾在阿肯色州帮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以及其他人竞选,在康涅狄格州也曾参与过乔·达菲与乔·利伯曼的竞选,不过他从未有机会自始参与总统竞选。

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

“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

“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

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

我和比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附近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尔·伯恩斯坦律师工作,帮他承接的儿童监护权官司做研究、写诉状与摘要。比尔则在伯克利、奥克兰与旧金山寻幽访胜。周末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我帮他烤了一个桃子派,这是我和阿肯色的某种联系,虽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合力做出美味的咖喱鸡,每次在家里做东,都以此待客。比尔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

人们常说,我看准比尔迟早会当上总统,还说我到处帮比尔扬名,其实不然,这一想法是多年后才有的。不过我曾在伯克利一家小餐厅有过一次奇特遭遇:我和比尔约好在餐厅碰面,却因工作迟到,到了餐厅已不见他人。我向服务生描述了一番,问是否看到他。附近一位客人听了,大声说:“他来了好一会儿,一直在看书,于是我和他聊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是啊,”我说,“不过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暑假结束,我和比尔返回纽黑文,租下埃奇武德街21号一楼,月租75美元。屋内的起居室有壁炉,另外有两间房——一间充当卧室,一间是书房兼餐厅,卫生间很小,厨房设备粗陋。地板也凹凸不平,必须在桌脚垫木块,否则桌面倾斜得厉害,连盘子都托不住。如果不用报纸塞住墙缝,风便会灌进来。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仍然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俩到友好商场和救世军店之类的便宜地方买家具,对于自己布置出来的结果非常自豪。

榆树街餐厅与我们的公寓只有一街之隔,因它通宵营业,所以我们常去光顾。我在埃奇武德街另一头报名上瑜珈课,比尔答应和我一起去——前提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也常去“流汗天地健身中心”,疯了似的在跑道上跑。自养成跑步习惯之后,他便保持数十年不变,我则半途而废。

两人常去巴塞尔餐馆——一家我们最爱的希腊餐馆,或去林肯电影院看电影,它位于住宅区巷内,规模不大。一天晚上,雪终于停了,我们决定去看电影。其时路面残雪尚未清掉,所以来回都得穿过及踝的积雪,我俩只觉气氛活泼,沉浸于爱情之中。

我和比尔念法学院都是靠自己付学费,除了有学生贷款,还必须打工,但仍挤出时间参与政治活动。比尔决定在纽黑文帮麦戈文成立竞选总部,并自掏腰包租了一间门面。由于纽黑文的民主党首脑阿瑟·巴尔别里不支持麦戈文,比尔只好号召耶鲁的学生与教员当志愿者。比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安排了饭局,让我们和巴尔别里见面。比尔告诉巴尔别里,他号召了800名志愿者,将走上街头帮麦戈文拉票,让民主党的正规宣传机构相形见绌。巴尔别里最终同意支持麦戈文,并邀我们参加民主党在一家意式俱乐部的大会,他将在那里正式宣布支持麦戈文。

圣诞节过后,比尔开车从阿肯色州温泉市到帕克里奇,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的父母早在这之前的暑假就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父亲对我的男友一向是鸡蛋里挑骨头,这次不知父亲又会给这位蓄着和猫王一样的络腮胡的民主党南方佬出什么难题。母亲说过,在父亲眼中,谁都配不上他的女儿。比尔教养好,又肯主动帮忙洗碗,深得母亲赏识,但真正让母亲打心底喜欢他的是:他看到母亲埋首阅读大学课程指定的一本哲学书,于是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和母亲讨论其内容。父亲属于慢热型,所幸在玩扑克牌、看电视转播的球赛中,也慢慢热情起来。两个小弟视比尔为大哥,周围朋友也都喜欢他。我带他到贝琪·约翰逊家,离去时,贝琪的母亲把我拉到一角告诉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要留住他,我见过这么多人,他是惟一能让你笑的。”

1973年春,我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比尔带我首次去欧洲旅行,重温当年他这位罗德学者在英国的游历之处。我们飞抵伦敦,比尔果真是出色的导游,带我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国会大厦与泰特美术馆。两人曾漫步于巨石阵,赞叹威尔士层层叠翠的山丘。我们根据旅游指南细致规划路线图,按图索骥拜访各个教堂。两人一路从索尔兹伯里经林肯、达勒姆玩到约克,偶尔停下来凭吊被克伦威尔部队弃置的修道院遗址,或流连于乡间古堡的花园之间。

一天傍晚,我俩来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湖区,比尔在艾纳戴尔湖畔跟我求婚。

我深深地爱着他,但我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与未来,所以我说“不行,现在还不行”,言下之意是“给我一点时间”。

外公与外婆离婚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加上母亲悲苦、寂寞的童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我下定决心,一旦结婚,一定要和丈夫白头偕老。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多么害怕承诺,更害怕招架不了比尔的深情。我觉得他像大自然般多变,并怀疑自己是否有本事应付他的春夏秋冬。比尔若不执着,那就不是比尔·克林顿了。他已经定下好些目标,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再跟我求婚,我也一再拒绝他。最后他说:“我不会再向你求婚了,如果哪天你决定要嫁给我,请你务必告诉我。”他会等到我点头为止。

(摘自《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希拉里著,译林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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