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有责任说出他们不喜欢一本书的什么地方，但对于这本书，我很难说得出口。”Paul R.Ehrlich在《自然》杂志上这样写道。读完《生命的未来：艾米的命运，人类的命运》（The Future of Life），我觉得这个评论是恰当的，威尔逊受之无愧。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生态伦理等主题的图书，其中不乏优良之作。可以说，《生命的未来》绝不逊于其中任何一本，同时它还具备很多图书缺乏的特质。威尔逊主要是以一个生物学家的立场来论述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大量扎实的数据和例证，再加上亲身的研究和体会，他确凿地论证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险，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若干方案和办法。另一方面，威尔逊的笔下体现出深刻的道德激情，令人信服的伦理思考。当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满足于埋首实验室，在狭隘的学科分支里精耕细作时；当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学者远离事实，沉迷于自说自话时，威尔逊却能融会科学和道德、事实与价值、知识和爱，发出深思熟虑、充满人道精神的声音。有一个说法是，自歌德之后，那种通才博识性的人物就不再有了。至少威尔逊的存在表明了，此话并不完全正确。
在环境伦理方面，有“浅绿”和“深绿”之争，有人类中心和大自然权利论的分野，而威尔逊奇妙地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实现结合的粘合剂是一种爱——对人类的爱，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的爱。威尔逊的“个体发生史”，就是这种爱萌发、成长、成熟的一部奇异历史。
威尔逊1929年出生于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7岁那年，他的父母亲离了婚。“那段日子对他们来说很难捱，但是对我这个独生子来说，一点也不难过……”当时他寄住在一户人家中，那个地方叫天堂海滩，对威尔逊来说，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小威尔逊便走出家门，沿着海滩闲逛，搜寻所能见到的每种动物。“每种生物不论大小，只要观察它们，想到它们，或是可能的话把它们逮起来再细细地看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件赏心悦事。”身体细长如绿色鱼雷的颌针鱼在水面下游弋；蓝蟹长着一对能刺破皮肤的利爪，在傍晚时分向岸边群集；嘴巴上长着吓人尖刺的黄貂鱼等天色暗下来之后才移向靠近浪头的地方……即使晚上上床之后，小威尔逊也要重温一下白天的探险历程才能入睡。
在时过境迁近60年后，威尔逊常常地回忆起儿时与水母、大鳐鱼以及海中怪兽的故事。“我想，这是因为它勾勒出一幅轮廓，隐约可见一位博物学家是如何造就出来的。”一个小孩来到深水边缘，满心期待地准备迎接新奇事物：这就是威尔逊终其一生的特征。
人的命运中既有上天注定，也有意外与偶然。一天，小威尔逊在码头垂钓，一只小鱼上钩了，他猛地一扯，猎物飞出水面，摔到了脸上，一根鱼刺恰好刺到右眼瞳孔。结果，威尔逊只剩下了左眼的视力，幸运的是，那是一只视力为2.0的眼睛。他没了立体视觉的能力，却能清楚地辨明小昆虫身体上细腻的图案和纤毛。稍后，威尔逊又丧失了大部分高频率音域的听力，这使得他无法分辨鸟类与蛙类的叫声。但不管怎样，威尔逊必定要找一种动物来研究，因为那种热爱生命的火种已经点燃，他把目光投向了地面，开始颂扬地球上那些小东西。一个昆虫学家由此诞生——这绝不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与身体瘫痪的霍金，双眼失明的博物学家弗尔迈伊一样，某一种身体机能的被剥夺，不但并非不幸，而且是一种有意的恩赐。
美国社会从来不缺依靠自我奋斗获得成功和荣誉的个人英雄，威尔逊就是其中的典范。而他踏上成功之路却是以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开始的。
1951年初，威尔逊的父亲以自己心爱的手枪自戕，年仅48岁。父亲终生都不得志，中年之后饱受烟、酒、疾病、失败心理、生活混乱的困扰。威尔逊并不欣赏自己的父亲，甚至曾经带着罪恶感希望摆脱家庭义务的束缚。但最终，威尔逊达到了对父亲的理解，“人们也可以很轻松地这么说，他应该鼓起更大的勇气，再去尝试，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步向正常云云。然而，我还是很肯定，他当时是经过通盘仔细考虑过之后，才做了那样的决定。”
亲人之死带给儿子痛苦，但一定还有勇气和力量。几乎在父亲过世的同时，威尔逊决定申请转学到哈佛大学。那儿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蚂蚁标本，昆虫研究的传统既深且久。
作为一个博物学者，哈佛岁月恐怕留给威尔逊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并不是课堂和实验室，相反却是远离哈佛的田野和遥远的热带。威尔逊是一个有天分的人，哈佛则是有能力发现和成就学生的这种天分的地方。总之，威尔逊得到机会到热带进行研究：古巴，墨西哥犹卡坦半岛，委拉克路斯海岸，之后是新几内亚及其他南太平洋群岛。
“在关键时刻获取丰富的实际经验，而非系统知识，才是造就博物学家的重要因素。”在学术上，威尔逊逐渐走向成熟，他开始撰写一篇篇的论文，提出一个个新的假说、见解和理论，其涉足领域包括生物地理学、进化生物学、社群昆虫生物学、蚂蚁分类等等。
而蚂蚁似乎成了威尔逊形象的一个商标。以这种小生灵为主题，他写出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在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约翰·霍根采访时，威尔逊拿着一厚摞他绘制的蚂蚁草图说：“也许在你看来这是项极其枯燥乏味的工作，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佳消遣活动。”他说，每当他鉴别出一个新的物种，“似乎看到了造物主的真面目的感觉”。霍根评价到，“一只小小的蚂蚁，就足以使威尔逊对宇宙的玄妙保持敬畏之心”。多年耕耘收获的香甜果实是《蚂蚁》（（TheAnts，与霍德伯格合作，1990年）一书，这本书共有722双栏页，数百张教科书图表和彩色插图，以及3000条参考书目，总重3.4公斤，“符合我所谓的‘巨著’标准——从三楼掉下来时，重得足以砸死人”。第二年，《蚂蚁》荣获当年度非小说类普利策奖，这是第五本获普利策奖的科学书籍，如果限定为科学专著，则是第一本。获奖以后，威尔逊颇为自得地说道，“得到这项最高荣誉后，除了走下坡路之外，我还能走到哪里去呢”？
当然，威尔逊并未走下坡路，几年之后，他又一次获得美国这一最著名的文学奖（这次是《论人性》）。在科学家中间，这项记录如果不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了。
1978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威尔逊受邀发表演讲。演讲即将开始，一群示威者冲上讲台，把一罐冰水倒在威尔逊头上，并高喊：“威尔逊，你全身湿透了（这句话在英文俚语中意思是‘你不受欢迎’）。”
一名爱好独处的昆虫学家为何会掀起这般的喧闹风波？答案是：社会生物学。
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威尔逊总是把眼光放开，试图了解如何将他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博学的拼凑，使之可能适应的范围更广泛。在1971年出版的《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一书中，他纵观黄蜂、蚂蚁、蜜蜂和白蚁的社会性进化。威尔逊开始以遗传、进化等概念来解释动物的社会行为：自私、合作、权力、家庭等等，研究范围则扩及珊瑚、管水母类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社会性脊椎动物（特别是灵长类），最后则是人。1975年，威尔逊完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一书，该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人类的，其观点是，所谓的“人性”——两性分工、亲子关系、对近亲的高度利他行为、乱伦行为、部落主义、雄性统治等等——很大程度上是遗传所决定的，是动物性的。“我相信，生物学终有一天会成为社会科学的部分基础”；“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将缩小为生物学里特化的分支”：霍根在他那本著名的书中“夸张地”称此为“社会科学的终结”。《社会生物学》一出现，立即遭到左翼人士的攻击，其中包括来自著名的同事古尔德、路翁亭的强烈批评，它们指责威尔逊的观点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翻版，是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提供科学上的辩护，政治上不正确。此外，还有针对威尔逊的“阴谋”以及上面提到的那场“泼水事件”。谈到这一切，威尔逊不无失望地说，原来哈佛这个“自由派圣地”并不自由，他甚至把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联系到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
但那毕竟是70年代，而不是50年代。威尔逊并没有被吓倒。随后，他完成了《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年）；然后是两本人类社会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基因、意识与文化》（1981年）和《普罗米修斯之火》（1983年）；在《协调：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一书中，他更试图将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融为一体，成为人类知识的广义研究。
也许威尔逊走得太过头了。正如有的评论中指出的：科学不可能解释所有那些变幻莫测的人类思想和文化，也不存在什么人类本性的终极理论——足以解答我们自身所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威尔逊对这个评论完全同意。然而，我们要说，威尔逊的努力还是正确的，人类的知识是统一的，一切文化都是建立在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基础上的。
对威尔逊来说，来到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运动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想想天堂海滩上那个小男孩，当那些令他着迷的生灵消失了踪迹，难道他能无动于衷？
在《生命的未来》的开篇，威尔逊放上了一篇长长的致故去一个多世纪的思想家梭罗的抒情信。作者来到了瓦尔登湖，这个地方与梭罗的名字紧密相连。在梭罗的时代，地球上很多地方依然人迹罕至，物种多样性完好无损；但在威尔逊的时代，一半的热带森林已经砍伐殆尽，世界的边界已经消失，动植物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亡。“对于你来说，这里是瓦尔登湖，湖面上忧伤鸽子的乱舞，湖边青蛙的悲鸣，那深沉的哀伤划破这黎明前平静的湖水——这才是拯救这个地方的真正原因！”威尔逊深情地写到。
在环境保育问题上，威尔逊再次显示出某种整合的能力和秉性。《生命的未来》包含了许多实证的关于某某物种的状况（比如关于那只名字叫艾米的苏门答腊犀牛的故事），还有一些地区（比如夏威夷）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成果；而关于自然经济、生态伦理的论述也令人信服（威尔逊曾有专著论述了物种保护一个生物学理由——“亲生命性”，就是说人类与生俱来具有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亲切感，人类偏爱天然的环境，这是进化的结果）。当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就显得较为清晰了。
“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同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威尔逊的眼里，环境保护根本不是人类超越性的追求，而不过是我们天性使然。他一定认为，在人类的天性中，已经蕴涵了使我们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物种得到救赎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