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偏爱序跋文体，感受了它的引人入胜。如果读到没有序跋的书，哪怕再好会有不甚过瘾的感觉。这次主编规定我必须选编他为自己的书所作序跋，或许能读出他的经历和况味，增强我绵力为之的信心。这位文章家的序跋不曾专门结集，仅有部分篇什（包括为他人所撰）被目为散文而选入诸集。我想起有过冒失引用“二手货”吃的亏，不如花些时间去图书馆亲自找找，或许能寻到某些被他本人及别人忽略的序跋类文，顺便把每本书的封面拍成照片，颇有许多难得玩味。——有些迂腐的。
去公共图书馆需支付阅借证和复印的费用，而身为纳税人再另付资料费亦不计较，犹如上游泳池花钱花力气还高兴着哩。徜徉在书的海洋如鱼得水使我乐而忘归。拉开长木抽屉搜寻排排卡片，或在显示屏前输入题名浏览，填写索书号，翘企轨道筐载着查阅的书从库内许许滑来，那光景，像在机场出口处迎候贵客一样，盼望欣逢在即。当见到1923年自费刊印一百册的处女作《江干集》，他自视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我却如邂逅久闻大名的尤物，一阵惊喜。1929年的小说集《追》，被国民党以“普罗文艺”为由列入禁书，虽不见序跋，但封面充满一男子奔姿的激情，让我久久难以平静。还有《娟子姑娘》的封面和序，均寥寥数笔，那“趣味不淡，手不懒，在灯下，在日落之前的昏黄时分”的纯净透亮，恍如一泓清溪潺潺。每每回味，其境尤妙。
老人治学有闻名的“四窗”。在我，长时间地注目于“东窗”和“西窗”，本土与域外、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前卫、田园与都市、校点与翻译间的文化反差融和一体，他的文化观念、选择和立场的双重性存在，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代文化史的个体现象。检阅其历年刊行版本，或许能追本穷源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某一独特侧影。
他的“东窗”费时最长、耗力最多。不说童年讽诵唐宋诗词的背景，而论其辑录点校的数量就很可观（包括未刊之作）。1929年水沫书店版校点明《西游补》，便是最初果实，封面简洁散淡，一帧朱砂猴影画像，蕴涵浑朴的幽美和稚拙的机灵；似久已淡忘的题记，考释精致通达，透漏所为与刘半农相关的缘起，更为率真。“玩其语气”，探寻治学三味之发端，我视其为对母语文本较早的情致姿态。以至检得1935年校点《金瓶梅词话》跋文，妙喻取譬，趣味横生，尾语幽默谓：“故以人情小说看《金瓶梅》，宜看此词话本；若存心要看淫书不如改看博士性史，为较有时代实感也。”不难体会语境坦白之禀性。我以为辑录、校注和标点古典诗文，其实是内在精神气质所表现的一种趣味方式。
我注意到他在不同年代辑录标校的版本，比较作于不同时期的序跋，当然与其幼年深受熏陶的古典情愫和审美取向，以及自抗战赴滇教席讲授古文生涯息息相关；同时从他“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主的人看来”，对于众多古籍经典的宽泛乐趣，一段时间专注某一方面贯穿一生。仔细推敲能发现，在遭受推荐“庄子与文选”而起论争、主编《现代》无奈辞职和办几本杂志命短废刊的挫折后，其文学活动自然而然移至编选《晚明二十家小品》，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校点《宋六十名家词》、《翠楼集》、《晚香堂小品》、《徐文长逸稿》等；以文贾祸，沦为“五类分子”最低微一类，做二十年“元礻右党人”，便泰然处之沉湎辑录《词籍序跋萃编》、《花间新集》和《宋金元词拾遗》，撰写《云间语小录》，过录点校《陈子龙诗集》，移情曼殊大师辑成《燕子龛诗》；年衰大病致使行动蹒跚，遂居家成就《唐诗百话》、《词学名词释义》和《近代名家词》，主编《词学》集刊。这些刊本反映他每至孤寂困难，会退避三舍埋首为己推崇的古代名士那秀丽隐逸的诗词曲赋，躲进短暂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至少能缓解屡被压抑郁闷的心情，又像《晚明二十家小品》序中道：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
有一旧事，1932年他往静安寺郁达夫寓所相访索稿，见书斋壁上挂着达夫自书龚自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大为欢喜，即借回原件制版刊于《现代》，留存恒久的墨影。五十年后他依旧念念没忘，又撰写题跋品评一过。让我不禁猜度他年轻时何以为此句产生的兴趣，至年老又藉风雨人生体验的诠释。我想，他步履从容地走过漫长坎坷的一个世纪，与崇尚自由的精神品性和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因果关联，以他为个例与其早年朋友之命运比较，像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还有冯雪峰和傅雷，“性格决定命运”，能看出他几经兴趣转移的智慧。如其所言：1960年代在农村摘棉花时悟出，棉花受到外部挤压，缩成一团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会松弛恢复原貌，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弹性十足。分明是因触景生情引发的自况自勉，当时事变幻之际，做人不趋时，治学不避苦；既不怨天尤人，又极具孜孜用功于古典诗文的浪漫情怀。他的四儿媳向我回忆“文革”期间，她住底层北室，老人居二楼亭子间，不管白天挨批斗被抄家，每晚夜半人静时分，总听得他在楼上读书笔耕不时发出竹藤椅的挪动声。可谓欲求退隐，则乐此不疲也。
再说“西窗”，一片美丽的风景。以“四窗”论其产量为最多，他自己估算大约有三十余种印本。我见到大光书局版《十日谈选》（署名柳安），原拟列入他早期从事编辑活动为光华书局所编《萤火丛书》。书前刊有1928年作题记，繁体横排可能是翻译作品的原故，但在当年出版物中并不普遍，那时也许会有先锋感觉。文中说从英文译本转译的，煞笔“我还希望有一日能从原文译一个全本给读者，因为我现在好奇地读意大利文。”成了我的一次小惊喜。他曾告诉我，这本书并非是自己译作最早的刊印本，此前印行过几种。迄今为止，我寻觅到此前有英国司各特《劫后英雄》、奥地利显尼志勒《多情的寡妇》和德国格莱赛《一九0二级》，不时会心跳加速。
每次坐在阅览室细察翻检，会感慨“出书难”久已有之。在抗日极端艰苦条件下，由内迁长沙的商务印书馆重印其译作《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用纸虽糙，封面仍是“商务”老风格，精神为之一振。曾听过他不住地感喟，出书、办刊物真不容易啊。——我意外发现为其译作刊行的书目广告，均因战时战后的困难动荡，时运不济，马云的福建十日谈社拟出版“北山译乘第一辑”十种，仅印出五种；朱雯的上海正言出版社为他印行“域外文学珠丛第一辑”十种，亦只成三种。有次我回到家取出复印的《自杀以前》题记（1944年），仔细一看，因原书纸张粗劣，模糊不清，连背面透出的字影都复印出来。胜利返沪，他按捺不住多年的文化饥渴重操旧业，与周煦良合编以翻译作品为主的半月刊《活时代》，尚存三月难乎为继，便匆匆停刊。
闲寂年代，他译述多达二十余种，就出版十来本。以这些序跋来论，是能读出他的潜心专注、孜孜不倦和精神寄托；文人的甘于寂寞、忍耐，显而易见。难怪我会试着想像，到了昭苏时期他从编译《摇钱树》、《为了面包》到《外国独幕剧》、《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时，会忘情地把始吸两口的吕宋烟搁于一旁，“大半枝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的情景。
书海茫茫，我见到其绝大部分译作刊本，依据序跋陈述的线索，梳理其中同一译作的不同书名、版本和版次，其中翻译显尼志勒作品的译本尤为明显，在数十年间屡屡再版重印，可见其译作颇受重视的程度，又能折射20世纪出版情况的某种侧面。他无疑是位翻译大家，始终用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此项劳作。早期对域外文学的时尚兴趣，使译介活动既是文学的，又与创作及理论并重。后来远离文坛辍笔创作，译作愈加丰收，成为文学活动的延伸。他在《称心如意》引言里的深情使翻译成了人文感怀的“寻觅”，在在显示其追求的翻译立场，——创造的、自由的。然而研究者一般大多注重早年翻译显尼志勒作品予他创作的影响，较少涉及他整个翻译生活及其价值所在。
现在其译作出版颇有点儿受到冷落。我想起他说过有些未刊译稿，在他有力整理时没人承印，而今无力整理谋求刊行，弄不好会被湮没，奈何。他曾多次对我淡淡地叨念平生的短篇译文，尤其是许多文学史上从不提及的小品，希望能去图书馆查找，结集印成《北山杂译》，我寻觅读过富有隽永冲淡译笔的若干篇什，说能否叫《北山译雨》，他微微一乐，眼神发亮，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那时我热衷“北窗”，无暇顾及这一心愿；至今想来，殊为憾事。这样具有典雅魅力的趣味之书，有赖出版家们的青眼，斯为读书人的一大幸事。
1935年脉望社版《现代诗风》（戴望舒主编）创刊号，无编者序跋，卷首语却是他作为发行人写的《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又是一大收获；第四页“本社拟刊诗书预告”有《纨扇集——施蛰存诗集》，直到1984年元旦他又作小引，可憾至今“有目无书”。又黄又脆稍动会碎落的纸页，昭然当年繁华都市存于夹缝“做书的人”的艰辛与毅力，不禁触念老人那种清清淡淡的生命力。由此想到常读他的文章，几番摩挲旧作《灯下集》，凝视封面满页其手稿墨影和自署书名，仿佛“如面谈”（俞曲园制笺题辞）之境，又有“如能心心相通，见不见面无所谓”（李吉力语意）之念。但毕竟惦记老人手持吕宋烟雅兴的情状。所以我感谢本书予我的机缘。因此，去年11月17日我拿着责任编辑芦薪女史寄来的出版合同去请老人签名，这天的情景，会深深铭记在我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