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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齐3卷 |
博尔赫斯何许人也？国内哲学界知详者可能为数不多，但从事文学和诗歌研究的人对他却并不陌生。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他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律师家庭，后在日内瓦上中学，剑桥读大学，通晓英、法、德等多国文字。1923年，博尔赫斯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50年至1953年间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1955年任国立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教授。1950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61年获西班牙的福门托奖，1979年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1986年去世。博尔赫斯一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在40岁左右时以两部主要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阿莱夫》出名，并使他跻身于20世纪文学大师的行列。 博尔赫斯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牌练习簿》（1929）、《阴影颂》（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沉的玫瑰》（1975），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1937）、《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阿莱夫》（1949）、《死亡与罗盘》（1951）、《布罗迫埃的报告》（1970）等。国内目前出版了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其中包括了《小径分岔的花园》、《永生》、《阿莱夫》、《南方》、《扎伊尔》、《沙之书》等篇章，他的有关诗集作品，也陆续开始在国内出版。
在博尔赫斯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实不明的世界，一个寓言般的世界。
博尔赫斯的作品文字精炼，构思奇特，结构精巧。他的小说情节常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并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正是他这“谜”一般的寓言作品，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他那“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神秘色彩”的文字。一般人读来颇感到令人费解。比如，他常举出一些荒诞的，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例，但其中却可能蕴涵着深奥的哲学意义。当然博尔赫斯并不是一位正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却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关注。据说，法国大思想家福柯的名著《事物的秩序》的写作，也受到他的启发。这一点可以福柯在该书前言中那段“引文”为证。福柯在说到：“博尔赫斯的作品的一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我们在此引用这段话只是想说明博尔赫斯的巨大影响力。这里我们不谈福柯，我们更关心的是另一位仍然健在的当今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又是怎样的一个学者呢？他与博尔赫斯又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文学圈里了解鲍氏大名的人可能比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少了那么一点，再加上鲍德里亚又比博尔赫斯年轻了许多，研究领域又不相同，所以很少有人把二者联系起来。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1929年出生于法国，1956年开始攻读德国社会理论和文学。1966年在巴黎南特大学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著书立说，作品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虚象与仿真》、《酷的回忆》、《透明的恶》和《完美的罪行》等多本哲学社会学专著。鲍德里亚是当今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而走红于当今欧美的法国学者，近来国内学者对其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何以要把欧洲与南美这二位学者放在一起呢？他们又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呢？
细说起来，博尔赫斯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作品却与一般的文学家不同。其作品对当今的欧洲学者影响颇大。至少，我们认为，博尔赫斯就对当今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影响颇大。仔细研读比较，我们要说，鲍德里亚从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诗人那里吸取了更多的“空幻”和“怪异”的成分。二者的写作文风和思想内容，具有更多的“神”似之处。因为二人在某些地方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从文字的虚飘，到对现实的抛弃，以及对“虚无”的向往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鲍德里亚在《酷的回忆》中谈到了自己一生学术生涯。他“20岁是一个玄学家，30岁是一个境遇主义者，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越各个界面，60岁搞病毒和转喻……”。看重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虚无和游戏，远离实体和现实，同样构成了鲍德里亚思想学说的一大特色。
虽然一位是文学家和诗人，另一位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但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我们经常能找到博尔赫斯的影子。也许，这可能就是二人殊途同归之原因。
鲍德里亚的思想学说，与现代高科技的哲学反思密不可分。以高科技为背景，追求“虚象”的“仿真”世界，是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也正是他与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相通或类似之处。当然，国内学人了解鲍德里亚更多地是把他作为一个“怪异”的后现代主义者。然而，鲍德里亚的核心思想则是有关“仿真（simulation）”和“虚象（simulacra）”的理论。所以，鲍德里亚的学说对“真”或“真实”并不感兴趣，而是对“虚”或“虚象”更加关注。这里，我们不具体深入地谈论他有关仿真虚象的理论，只涉及到他与博尔赫斯之间在学理上的密切关系。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二人的共同之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二人对“真”“假”问题的哲学领会上。一个是寓言式的，另一个则是哲学式的。但结果却都是弃“实”从“虚”，走向虚无之境。最典型的当属鲍德里亚在《虚象与仿真》一书的篇首对博尔赫斯的一则寓言的引用。
这则寓言讲的是有关领土和地图的一则寓言，即地图与一个国家的领土之间哪一个更为真实的问题。博尔赫斯的这则寓言说的是，“一个古老的帝国的绘图员绘制了一幅非常详尽的地图，与该帝国的领土丝毫不差。但伴随着帝国的衰落，这张地图也日渐磨损，最终残破不能用了。但在沙漠中还依稀能辨认出该图纸的一些残片。然而，这一被毁的抽象之物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美。它目睹了帝国的荣耀，像一具死尸一样，腐烂了，又重回故土。它逐渐残破，并与现实领土混在一起，这有点像一个幽灵。”
鲍德里亚认为，博尔赫斯讲的这个寓言故事是他有关仿真的再好不过的注解。因此，他就从这则寓言故事走进了哲学境地，即引申出了哲学上的“仿真”与“真实”的关系。他说：
“仿真再也不是领土之类的东西，它不是所指的存在或实体。仿真产生于没有起源或实在性的实在的模型：它是一个超真实。领土再也不会超前于地图，它也不会拯救地图。相反，地图先于领土——虚象的进程，即是地图产生了领土”（见《虚象与仿真》）。
我们看到，鲍德里亚从博尔赫斯那里获得了灵感，而且，他比这则故事走得更远。他认为“地图先于国土”等等。对于鲍德里亚的这一番话，我们正常人肯定感到匪夷所思，怎么连领土和地图的关系也被如此颠倒了呢！没有领土如何有地图呢？这不纯粹的唯心主义吗？是的，按照传统的哲学观理解，鲍德里亚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但如果我们从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视角，从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鲍德里亚对“真”和“表征”的否定，我们只能说，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和符号的泛滥的确障掩了“真”和“实在”。而鲍德里亚的仿真和虚象概念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技术的表面现象，而否认实在和真理的本源性。但这一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探讨的重点，我们更关心的是，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当代这位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大祭师”，与著名诗人博尔赫斯的相通之处。
其次，由于对真假问题的关注，就决定了鲍德里亚必然要走向对真假问题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即有关世界的“实在”问题。这又是他与博尔赫斯在“实在”问题上的相通之处。这一次，鲍德里亚又提到了博尔赫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完美的罪行》一书中，鲍德里亚在“镜中人的报复”一章中提到了博尔赫斯的《镜中野兽》一书，有关镜中世界与人类世界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关系。镜中的世界当然是虚象的世界，即不是现实的实在的世界。而人类世界当然是实在的世界。这“两个王国：镜子王国与人类和睦相处。有人走入，也有人走出镜子。但一天夜里，镜中人入侵了地球，他们力气很大，但是，在几场浴血奋战之后，黄帝的魔法占了优势。他把侵略者击退了，把他们监禁在镜子中，并强加一个任务，要他们像在梦中那样，重复人的所有动作。他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和形象，并迫使他们成为简单的模仿映象。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摆脱这种魔法的眠症……那些形象将开始醒来。它们将渐渐地与我们不同，越来越少地模仿我们。它们将打碎玻璃和金属的屏障，而且这次它们不会被打败”。
鲍德里亚在此引用博尔赫斯这则寓言，当然是为了论证其本人有关“完美的罪行”的思想。但由此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的这则寓言的确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在表面类似荒诞不稽的话语背后，它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意义：第一，它说明了博尔赫斯的寓言的恒久魅力。博尔赫斯的作品不仅对大思想家福柯有影响，更对鲍德里亚有巨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在80年代的著作《虚象与仿真》与90年代的著作《完美与仿真》，都从这位阿根廷老人这里汲取灵感。并为其核心的仿真与虚象的思想做注脚。当然，即使从寓言风格而论，二人也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虽然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位诗人，但由于他早年从事过德国文学的翻译，因此，其哲学思想中的文学色彩还是很重的。
第二，经过鲍德里亚的引用，这则寓言被用来说明两个世界及其关系。一个是“虚”的镜子世界，另一个则是“现实的”人的世界；一个是镜子王国，一个是人类王国；而且，这两个世界并非不发生关系，而是在不断地发生冲突。起初，是“人的世界”战胜并控制了“镜子世界”，通过博尔赫斯的“镜中野兽”，使我们联想到阿拉伯故事中的渔夫和装着魔怪的瓶子的故事。渔夫一旦把魔瓶打开，瓶子中的魔怪就露出其狰狞的面目，变得越来越强大；反而人在其面前却显得越来越渺小。人类想把魔怪再装进瓶子，就非易事了。那么从“镜中野兽”到鲍德里亚，这里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当然，一则寓言可以做出无限多的引申，但联系鲍德里亚前后期的思想，特别是他有关仿真和虚象的观点，显然，要理解这个荒诞的“镜子世界”，则只能从其技术的“虚象”的视角入手，从人类对技术的发明、利用并用之来控制和改造自然这一视角出发，从技术的两面性，以及技术对人类的报复等方面，来理解博尔赫斯这则寓言的深刻性。抽象的哲学论述，经过鲍德里亚的这番引述，其意义的深刻性昭然若揭。当然，无论是博尔赫斯的寓言，还是鲍德里亚的视野，“镜子世界”或“虚象世界”终究要战胜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而且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命定论的思想。这一思想始终贯穿鲍德里亚后期始终。这也就是其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因此，我们平常经常谈论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鲍德里亚对博尔赫斯的引述，就非常鲜明地凸显了这一哲学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位时代不完全相同的思想家摆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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