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牧师威廉·爱默生的儿子们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其中尤以12岁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最有性格。小拉尔夫很早便显出自己的个性，他平时上教堂总带着帕斯卡尔（Pascal Blaise，1623－62）的著作在布道时阅读。夜晚躺在冰凉的寝室内，拉尔夫总习惯于把毛毯拉到颏下捧读那本珍爱的柏拉图的《对话集》。以致于久而久之形成条件反射，每每将毛毯的味道与哲人柏拉图联系在一起。
与一般职业演说家演说的方式不同，爱默生专向那些富于思考的人们进行演讲，有时甚至专门为一个人演说。并试图唤醒听者的潜意识。他鼓动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人类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未来将会更加富于机遇，他认为在未来世界面前思想家与作家一样负有艰巨的使命。
在康考德这个地方定居之前，爱默生并未急于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发表，而是有意识地扩展自己的思维空间使其更加趋于深入、缜密、合理。他喜欢西门尼（Simonides）的名言：“假若给我两次机会，我会更加深思熟虑。”在此独处期间，爱默生经常独自一人在林间漫步沉思，他觉得自己的学识及思维能力如同这林中的树木花草一样得以滋长强壮起来。爱默生按他自己的方式理解生命，他具有这样的天赋，即可以在众人面前揭开帷幕将神的魅力展现给我们。他在瓦尔登湖边买下一块林地，一块荒芜人烟的岩架地带，放眼望去是漫漫的湖景，夏目午后他在此游泳休闲，他喜欢漫步徘徊于林间湖畔，阅读柏拉图和歌德的著作，为刊物撰写文章。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这林中的国王，摒弃了一切人间的牵连而成为这石灰岩和花岗岩的同类。青蛙在歌唱、树叶在低吟，他也从人类社会里死而后生来到这另一片天地。在这样的境界里，爱深得其乐融融陶醉，他思维的视野早已超乎一般人类世界的现实水准，如同当年尼采在Sils－Maria所感觉到的一样，今天爱默生亦得以亲身体验，这便是神与人合二为一的力量。康考德是一个平静、闲逸的地方。这里的乡镇与外界相比并没有任何差异，而那些善于经营生意的美国佬很轻易地舍其而去，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并不能带给他们任何激情。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对康考德则不失为一所研究人性的学校。在此你可以通过与铁匠、杂货店主和管道工们闲谈并能获得各种新鲜的知识。从印度和中国运来的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从轮船转到卡车上，再由此驶往佛门特（Vermont）和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如果你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就会发现原来这里人们一天的工作其实连接着东方和西方，过去与未来。
爱默生的文章大多是由演讲稿修改而成的，其中心思想肯定了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宇宙是一单一的精神（即“超灵”over－soul或上帝）的体现，人之心灵与自然界都与此精神互为相通的。因此人与自然界一样都具有“神力”。同时他还阐明，既然“人即自我之神，”那么人就应充分相信自我而无须盲目崇拜古人。他鼓励大家要走自己的路，用自已的手，写自己的心里话（《论美国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他的文学主张与我国近代诗人黄遵宪（1848－1905）提出的诗论“我手写我口”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爱默生从根本上讲是个唯心史观哲学家，但他的作品及其思想即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精神主张，对解放思想建立新思维起到了相当深远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他1833年结束了欧洲游学定居康考德后，以他为首形成了包括梭罗、霍桑等人在内的志同道合的作家学者“超验主义俱乐部”，经常探讨哲学、宗教和文学等问题，并出版了颇有影响的超验主义的刊物《日规》（The Dial）。
继《论自然》之后，爱默生的著作还有《论美国学者》、《论超灵》、《超验主义者》和《改革者与其他人》等。此外，他还创作了许多诗歌，出版两部诗集。爱默生在文章中善于运用具体鲜明的事物说明深奥的道理，雄辩而厚重，警句颇多。其诗歌亦不事雕琢寓义深邃。他的诗文远比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和那些德国作家们的作品更能打动青年人。因为他的演讲与诗文对于青年人来讲如同教堂里撞响的圣钟，高亢、肃穆，震动他们的心灵，催促他们上进，使他们不再“畏缩在角落里”（爱默生曾如此形容），而成为奉献者和救世主，成为黑暗与动乱中勇往直前的人。在文章中他向世人昭示了美国在学者心目中的印象：装模作样的、浮浅的国家，这个国家为自己城市之大和积粮之多而高傲自大，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需要重新考虑自身的价值以及所追求的根本利益。而以往人们的思想道德一直被默哈默德、或佛教及牛顿、富兰克林等人的思想所统治。
爱默生对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如与其同时代的作家梭罗、惠特曼和后来的作家艾米莉·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英国著名作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曾言：“在19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影响更大。”我国老一代作家张爱玲生前对爱默生推崇备至，她在其爱默生作品的中文译作前写了一段精辟的论述：
爱默生的作品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仍旧没有失去时效，这一点最使我们感到敬佩。他有许多见解都适用于当前的政局，或是对于我们个人有切身之感。他不是单纯的急进派，更不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而同时他绝不是一个冲淡、中庸、妥协性的人。他有强烈的爱憎，对于现代社会的罪恶感到极度愤怒，但是他相信过去是未来的母亲，是未来的基础；要改造必须先了解。而他深信改造必须从个人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