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我也注意到，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如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他们当年在欧美著名学府攻读高级学位期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这样的研究课题作为学位论文。如陈受颐的《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芝加哥大学），方重的《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斯坦福大学），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哈佛大学），钱锺书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牛津大学）。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著述奠定了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
钱：：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学界前贤的研究范围都设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而你在书中却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论及19世纪、20世纪的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应当说，在前辈开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因它是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比较完整的一部著作。
葛：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跨文化接受与民族性格的关系这一问题。英人“岛性”极强，心理上的排外性极浓厚。他们总看不起别国人，目空一切。日常生活中，他们无论谈起什么，总是称扬英国在这方面是最伟大的。当英人称赞某样东西时，其最高的表扬总是：So En g lish（英国味真侬）！19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赫兹列特对自己民族性格就做了痛快淋漓的解剖。老舍在《英国人》里也对英国人自以为是的傲慢多有描画，说他们甚至认为没有那么多的雾的天气，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天气！
钱：：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当然可想而知。任何国家对异域形象的看法总是褒贬兼顾的。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得自于欧陆，尤其是法国。相对而言，英国舆论主流对中国的评价偏低。不过，如同欧陆作家一样，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也是赞扬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两者我们都要做冷静分析。站在现代人立场上看，讥讽批评的往往也有不少精辟之论，当然也有偏见十足的言词。赞扬的又往往出于异国情调的向往，这种文化心理由来已久。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被称为描述C a th 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为欧洲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与震动。
葛：在欧洲中世纪比马可·波罗的《游记》流传更广的是另一本书，即写于14世纪50、60年代的《曼德维尔游记》。这也是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的开始。虽然在此之前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篇“侍从的故事”，已经描绘了蒙古大汗及三件东方法宝，但其作品中的东方还只限于印度。曼德维尔不过是个“座椅上的旅行家”，但人们丝毫不怀疑他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
钱：：的确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真实与虚构相连，历史与传奇难分，这是中西初期文化交往表现出来的特性。随着中西交通的拓展，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关于中国著述的刊行，加之“中国礼仪之争”，促使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予以普遍关注。如果说，在欧洲人眼里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呈现的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富有传奇性，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向往的国度，那么17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富有智慧与道德的邦域。整个欧洲到处可以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欧洲作家正是通过这些来华传教士的著述，才认识中国的。
葛：英国作家中最早赞扬中国的是罗伯特·伯顿（1577－1640）。他是当时英国的一位博学之士，并写了部不朽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他把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看做是或者概括为一种病，即“忧郁”。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除了勃顿，约翰·韦伯（1611－1672）也认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托马斯·布朗（1605－1682）则以其医生的科学精神对中国那些精美瓷器的制作工艺详加考订。可以说对17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钱：：17世纪后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1687年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年代。这一年有个南京人沈福宗访问了英国，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并受到盛情款待。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也是这一年，中国的儒家学说从此在欧洲广泛传播。从那时起，西人普遍关注起中国的精神文化。
葛：是的。英国散文名家威廉·坦普尔（1628－1699）就仔细读过柏应理等人《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并特别欣赏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是17世纪称颂中国最起劲的英国人。坦普尔还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的那句“从中国一直到秘鲁”，几乎成为18世纪一般文人的口头禅。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翰逊博士说过同样的名言：“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20世纪的大诗人叶芝在其诗里也说：“从中国到秘鲁的宝座上，坐过各种各样的皇帝……”
钱：：坦普尔确实是中英文化关系上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说过那些遥远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种异域生活的景象，而且可以启发对自身的反思。他的意识也是先进的，他说由于商务往来，各种不同教义、习俗与仪式相互影响，各国人民加强了和平友好的联系，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
葛：英国作家中，培根、坦普尔、约翰逊、艾狄生等都发表过相似的见解。而那多才多艺的哥尔斯密更是将他最初刊登在《公簿》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钱：：这其实也是一种异国情调。18世纪欧洲“中国热”追求的更是这种异国情调。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那时在欧洲各国建造了不少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建筑。刚才我们谈到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就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他创造了一个词“Sh araw ad g i”来表达这种有别于欧洲讲究规则对称的美。这个词在艾狄生看来，“乍一看让人浮想联翩，只觉其美不胜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我看到你在书里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葛：是的，谈及中英文化交流，没有不谈中国园林艺术对英国的影响的。坦普尔之后，艾狄生、蒲伯、约翰逊、哥尔斯密等英国作家都对中国园林艺术给予关注。有一个研究观念思想史的学者勒夫乔伊还提出了一个令文化与文学史学者无法忽视的话题：英国或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否曾受到中国园林艺术的某种启发？他的细致追溯证实了这一点，即欧洲新的浪漫主义审美理想的形成，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钱：：不错，中国园林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所谓的罗可可风格。当然，欧洲人并没有学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真谛，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仅仅是摒弃法国古典主义的勇气，其主要表现便是以不对称代替对称，以曲线取代直线，以凌乱对抗规整。实际上，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大自然的无限。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艺术的原则和手法，欧洲人并没有学到手。
葛：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越来越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的，而且是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传播的国度。借助于鸦片、梦幻、想像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异域风情，但在德·昆西那里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德·昆西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由此可见一斑。
钱：：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兰陀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即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之邦，这在当时英人听来是何等的刺耳。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则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亦颇感兴趣。还有如小说家梅瑞狄斯等则在作品中寻求着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葛：颇值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而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那个“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则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英澳作家盖·布斯比和卡尔顿·多等也在许多作品中涉及到中国主题，而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
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欧洲人失去了自信心和优越感，不少人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加之一些明智的欧洲人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使得欧洲人在孔子、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英国思想家罗素就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有机会提供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就必须证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是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教训和惩罚，而是对珍贵文明的野蛮摧残。
葛：确实是这样，一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进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透过东方文明去思考西方文明的出路。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灿，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怀抱终身中国梦想的新批评家瑞恰慈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登、依修伍德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等则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
钱：：其实，不管西方作家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都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都热衷于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到中国。20世纪西方作家是怀疑和探索的一代，尽管他们因着不同机缘，不同身份离乡远游，但多半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颠覆，出于对“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各个走进了中国，而把中国确认为寄放自己梦想最合适的所在。不过，他们虽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逃离感，怀着对异国文化相异性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投向中国，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国“融合”，无法不受自身视野的局限，也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属性的限制。英国作家是这样，西方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大致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