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中，刘志侠和卢岚曾就读广州中山大学法语专业，1962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与梁宗岱先生有师生及同事之缘。数十年来心心念念，一直没有忘记他当年的关怀和期望。两人于60年代末期去国，辗转到了巴黎，羁旅于今。80年代初，生活稍为安定，重新开始业余写作。1987年首次重返广州外语学院，已见不到梁宗岱先生，惆怅难遣，私心期许为老师做一点事情。
马海甸现在香港从事报纸副刊工作。早在中学年代，就通过报刊认识梁宗岱先生的著译，景慕于心。“文革”期间念大学，曾从北郊石牌大学区，跋涉整个广州市，到珠江南岸康乐园中山大学看大字报，关心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梁先生的遭遇。并从焚书的劫火中，如获至宝地捡拾《一切的峰顶》等册籍。此后数十载，一直留意和搜集梁氏译著，未尝稍懈。1988年，梁先生业已仙逝，曾专程到广州外语学院，瞻仰梁氏最后故居的书房和制药车间。
1999年4月，我们三人在香港聚首，闲谈中提起梁宗岱先生，一谈半天仍意犹未尽，此时有人提议编辑一部比较完整的《梁宗岱文集》，大家一致赞成，并且坐言起行，分工合作。因为马海甸拥有较多的梁氏藏书，遂推他主持拟订大纲。
2000年夏，文集主要内容收妥，开始整理。最初很乐观，因为80年代之后，不少出版社重刊过梁氏著作单行本，例如《晚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与真》、《歌德与贝多芬》、《蒙田随笔》、《罗丹论》等，以为后来者只须校正一些外文或手民错误便一蹴而就。但稍作浏览，便发现重版书颇多误漏及无故改动。尤有甚者，其中一部评论集排版错误，内文第159至174页重复；另一本法文传记的译文，出现“英译注”的字样，梁氏精通法文，没有理由借助英译本，给人鱼目混珠的感觉；最令人吃惊的是，一本印刷精美的法文中译，编辑的想像力达到随心所欲地步，翻开第一页，便有五个妄改之处。这些失望动摇了我们对重刊本的信心，为此增订两项新原则：一、继续搜集散佚作品；二、还原单行本著译的原始面貌，以最接近作者生前亲自过目的版本为依据。
这两项原则平平无奇，却花了我们整整一年半时间。梁氏的主要著作自1949年至80年代均无重版，初版或初刊距今六七十年，俱成珍本，寻觅不易。我们动员了好些朋友，包括两位也是梁宗岱学生的王德志和叶清光先生，奔跑于国内各大图书馆，千方百计搜集各种版本。最难寻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桂林华胥社出版的系列著译，1931年中华版《水仙辞》线装本，以及1930年巴黎刊行的法译《陶潜诗选》。最后这两本，踏破铁鞋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珍本部找到。
2002年初，原始资料基本就绪，我们联络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毫不犹豫便答应，他说：“梁宗岱先生的文集是很好的项目”。他把编辑重责委托给谭洁女士，并亲自过问整个进程。由于梁氏作品年代久远，题材变化多端，特别邀约大家熟悉的施康强先生替法译卷把关，又请来荣挺进先生负责其他部分的校订。在这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卫建民先生和香港关礼光先生的热心协助。我们和这班朋友合作，目标一致，融洽无间，切磋琢磨，乐趣无穷。我们要对他们说一声，这是一种难得的运气，谢谢！
本书编辑接近完成时，我们联络上梁宗岱先生的长女梁思薇女士。她在电话中得悉我们的出版计划后，表示“乐见其成”。9月6日首发会，她和她的丈夫齐锡生教授因事未能光临，我们仍然借此机会，感谢她给我们的诚恳支持。
近年文坛有一股渲染作家私生活的潮流，把读者注意力从文学范畴转移到生活枝节上，梁宗岱先生是其中一位受害者。我们这部文集反其道而行，只从纯文学角度着手整理，还原作品的真面目，让读者公正评价作者的文学成就。
编校的重心放在去伪存真，避免坊间已存在的谬种流传，同时加上必要的注释。虽然书无定本，但我们相信这套书至少是一个可靠的版本。内容相对地完整，梁氏中外著译基本全收，只有极个别散篇未及找到原刊，或者与文学无关而放弃。集内每一个字都有原始出处，来自初刊、初版或作者重修本。疑难之处经过编者互相讨论（甚至争论），引文、外文及译文尽量找出中外原著对照校订，反复落实，读者可以放心阅读、引述及作研究之用。
这套文集由书生启端，由专业人士总成，经过数年劳作，现在书出来了，我们自觉尽了对前辈的一份心意，于愿已足。只等待各位朋友不吝指正编校的错漏，更期望对梁宗岱先生的作品多加评论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