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课题和第四批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度招标课题》，其中有一项《〈儒藏〉编纂与研究》，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重大工程。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经典及其注疏等文献编辑为《佛藏》，同样，也多次把道教的经典、文献编成为《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了《中华大藏经》，使佛教藏经的集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道教协会也正在编辑标点本的《道藏》，以为现代读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更为方便的文本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虽明清两代有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辑为一个体系的《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事实上，虽然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在孔子以前已经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历代儒家学者对《尚书》《诗经》《易经》《春秋》等的不断整理、解释，和对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就经典的根源来说，与根源于印度的佛藏和后起的道藏不同，儒家的典籍体系不是某一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
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由于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儒家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也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重视传统的整体性格。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伦理、哲学、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文化是“轴心时代”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回应世界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为了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和清朝的《十三经注疏》及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编辑《儒藏》准备了基础。如果我们编出《儒藏》，在儒家文化研究方面就可以代替上述所有各书，使得研究和使用更为方便；《儒藏》还将搜集未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著述文献，将使我们有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儒藏》所收文献的下限可定在清朝的结束，为《儒藏》正编。其中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应当包括“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等，和“集部”中别集的部分和总集的部分。在正编的基础上，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与国外合作编辑《儒藏》的续编，续编可包括韩国、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前近代）以汉文写作的儒家文献。
《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必须集思广益，要由众多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才能制定出一比较完善的规划。因此，这项工程决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的，它要由有关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有以下初步意见，希望它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讨论后，它或者可以成为大家都赞同的《儒藏》编纂的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编纂《儒藏》的过程中，还会对方案作部分的修改。这里，把我们考虑到的一些意见，提出供大家讨论：
（1）编纂的这部《儒藏》可定名为《中华儒藏》，《中华儒藏》又分为两种：《中华儒藏》精华本和《中华儒藏》大全本。《儒藏》精华本是在儒家典籍的每部类中挑选十种左右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编辑成册，以竖排繁体标点本（附校勘记）的形式出版。现在儒家典籍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四库全书》（现又准备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等儒家典籍均为影印，目前国家图书馆还在影印古籍善本和孤本，其中包括大量影印的儒家经典，如再影印一部影印本《儒藏》大多是重复已有之影印本似无必要，又影印本且不便于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利用。《儒藏》精华本因有标点，又有“校勘记”，便于更多的一般读者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研究。《儒藏》大全本是对全部儒家典籍用扫描的办法，按我们规定的字体要求，经过识别、校定和断句，附以“校刊记”的形式排印出版。自80年代起，我国曾以《赵城藏》为底本，补以其他各种善本佛典编成《中华大藏》，这对保存和研究佛教文化有着重大意义，因为世界上只有一部《赵城藏》。但就目前情况看，阅读佛典和研究佛教的学者、学生以及佛教的信仰者、有兴趣于佛教者，大都仍然利用佛典标点排印本或断句本，特别是研究佛教的专家、学者在进行佛教的研究时还是要利用日本出版的《大正藏》。因为《大正藏》有断句（尽管有错误），有校勘记，便于利用。学者们往往是在利用《大正藏》发生字句上的问题时，才参考影印本的佛典或其原本。如果我们编纂出有标点的《儒藏》精华本和有断句的《儒藏》大全本，以后海内外阅读研究儒家典籍、儒家思想的人将都要使用这两套书。我们将先编《儒藏》精华本，再编《儒藏》大全本。为工程的顺利开展，我们打算先编出《儒藏》精华本中的《论语精华》作为样本，以供编纂其他部类典籍的参照之用，这样可以使这套《儒藏精华》在体例上大体一致。在编纂《论语精华》的同时，将编出《儒藏精华本目录》（初稿）和《儒藏大全本目录》（初稿），作为征求意见稿。为编纂《儒藏》顺利进行，现已编出《〈儒藏〉编纂体例》，以备征求意见之用。
（2）《儒藏》的编纂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做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编出一部传世大文库。首先我们会遇到编纂体例问题，现我们已有一初步的“《儒藏》编纂体例”，在进一步修订之后提出供专家学者讨论之用。其次是“编目”问题，这涉及哪些书该收入，哪些书可作为“存目”，选哪一种书作底本，如何作“校勘记”等等。《儒藏》大全本，要着眼于“全”，不可漏掉重要的儒家典籍。《儒藏》精华本，要着眼于“精”，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儒家典籍选入。因此，“编目”就是一项研究工作。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部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重要研究成果。每一部典籍的标点或断句是否正确无误，选本是否恰当，“校勘记”是否简明准确，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好。由于《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十年至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的长期才能完成的大工程，因此在编纂《儒藏》的同时，应开展对儒家和儒家思想全方位的研究。我们知道，编纂《儒藏》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继往开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并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能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为此，我们建议可以利用编纂《儒藏》有利条件，组织力量编写出有较高质量的《儒学史》和《儒家人物研究》（如《孔子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等等）、《儒家典籍研究》（如《论语研究》、《春秋繁露研究》等等）、《儒家理论问题研究》（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儒家人性论研究》）等丛书，每类丛书可暂定为一百本，使之可以较全面的覆盖“儒家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还可以考虑组织力量撰写对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儒家思想对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可有之贡献》、《儒家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等等。我们希望这些书的编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能考虑中华文化发展的前途，考虑人类社会的合理走向。这些项目可以采用招标方式，以便保证质量。
（3）《儒藏》是一巨大的工程，须要全国（包括港台）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任何一个单位要单独完成这一巨大工程都是不可能的。况且就目前情况看，真正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专家学者手头往往已有若干项目，有的年事已高只能起指导作用，很难具体参与（如担任某书的校点工作），因此必须把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出版社等组织起来，分工负责地完成这一重大的项目。我们建议，可由某一个单位承包某一方面的《儒藏》编纂任务（如承包《儒藏》中的“易类”或“四书类”等等）。承担《儒藏》某类任务的单位，可推举出一位该单位的联系人，联系人除与本单位有关人员保持联系外，并经常与编委会保持联系。为保证《儒藏》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后续有人，招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非常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研究并能胜任儒家经典的校点工作的专家学者数量并不很多，估计大约只有几百人，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年事已高，不可能长期从事《儒藏》的编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培养一批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的力量。为此，我们建议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招收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生可实行硕博连读。他们可以一边参与《儒藏》编纂工作，一边系统学习儒家思想和儒家典籍。博士生可选择一儒学研究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同一地区的高等学校还可以实行联合培养。花十年、八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这不仅充实了编纂《儒藏》的力量，而且是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一批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生力量。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时代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儒藏》，供世人阅读和研究，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