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由这一事件引起的议论时，发现最乐观、最高兴的是一些诗人和诗歌期刊的编辑们，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极大的曙光，认为这个事件对于诗来说，是一个机会，诗和诗人的意义大了起来。对于诗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它提供了重新审视诗和诗人本身的可能。他们审视的结果是什么呢？认为这是一篇神奇的作文，为在高考中一直受歧视的诗歌赢得了身份，预示着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生命将得到尊重，滑到边缘的新诗从此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特别希望诗人和编辑们所预言的都能变成现实，但我又总是心里没底。我在想，那个阅卷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是否和诗人、编辑们想得一样？如果他或她当时只是从卷面着眼，想得非常简单，认为既然作文题没有要求“诗歌除外”，这首无题诗表达的主题符合题意，技巧又不错，所以一惊喜给了满分，那么诗人和编辑们关于“诗和诗人的意义大了起来”及关于诗歌命运的预期，不就显得过于乐观了吗？
过去高考作文常常要求“诗歌除外”，想来多是考虑新诗无共同审视标准，评判难于把握。今年吴斌的无题诗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想来也并不是主考部门所希望看到的。据报道，吴斌这事再加上江西考生蒋璐的《公则生明》该不该得满分，得过大赛金奖且获奖作文入选高中课本的南京考生费滢滢的《人情与季节》该不该仅得25分等事件的发生，争议的不断，已引发高考作文阅卷改革呼声的升温。对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阅卷教师进行职业资格考试，有人建议请专业作家来阅评作文卷，其实，对于诗歌来说，即使由专业作家来阅评，由于文体的特殊性，还会是仁智各见的。诗歌评奖都闹出许多不快和矛盾，阅评考卷又怎能意见一致。由此我又妄加猜测，出于无奈，如果今后高考作文还是要求“诗歌除外”，那么诗人和编辑们不就彻底空欢喜了吗？
因此，我觉得高考作文允许不允许写诗歌，与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并无直接关系。新诗滑向边缘，读者不买账，是有些圈里人自己败坏了大众的胃口，是不继承民族诗歌优秀传统，远离民众得到的惩罚，正如这个账不能记在高考作文允不允许写诗这件事上一样，振兴中国新诗的希望也不要寄托在高考作文允不允许写诗上。中国新诗的繁荣靠诗人自救，诗人和诗歌期刊要走出象牙塔，回到人民大众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