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总体而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呈现出勃勃生机。
问：请您简略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
答：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随着出版社的组建和调整，古籍出版的范围由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次年《续资治通鉴》也与读者见面。《资治通鉴》整理小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诸如顾颉刚、齐思和、张政火良、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复校的有聂崇岐、王崇武、容肇祖，大家协同作业，其质量之高，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盛。
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于1958年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并从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调集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历经20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这两部点校本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最好版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问：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以后又有哪些重大举措？
答：1981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人根本看不懂，损失很大。”又说：“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同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问：请您详细谈谈37号文件发布22年以来，主要取得哪些成绩？
答：一是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是此前32年古籍图书出版总量的1.9倍。最近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500种左右。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
二是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例如，继《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之后，《清实录》、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会典、《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的整理出版，为新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相对完备的基础。又如，《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辽文》、《金文最》、《全金元词》、《元诗选》、《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文》、《六十种曲》、《全清词》、《清文海》等断代诗词文曲总集的编纂或出版，表明自先秦至清的历代文学作品均可大致搜罗完备，不但可以把某一代的文学作品汇集于一书，从而窥见一代的文化风貌，而且也便于全面研究。再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十三经注疏》（全新整理本），它表明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除了人们原先关注较多的传统概念中的文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高度重视。中医古籍和农学方面都有重大整理出版成果。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体现着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下，已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3000余种，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问：除了以上三点，在人才培养、出版力量和整体规划上有哪些成绩？
答：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59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是新中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开端。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所设古典文献专业已增至四个，另外还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培养了大量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1958年，中华书局被指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蓬勃兴起，虽然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已达22家之多。这22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600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2000种左右（其中6－7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20年前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从1958年到2001年，古籍小组先后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一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以及《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01－2005）。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划拨的古籍整理出版专款的支持下，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基本走上了有领导、有规划、有竞争、有协调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