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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批评朱光潜?

2003-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肖鹰 我有话说
最近为写一篇评述朱光潜美学的论文,读了一批论述朱光潜的著作,其中包括青年学者王攸欣撰写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本文以下简称“《选择》”)。邓晓芒教授为该书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评价是:“我深感本书【《选择》——引者】是国内目前从西学东渐的立场考察近百年来学术思想变化的最深入、最具启发性的一部专著。”(《选择》,第7页)邓晓芒教授的高度评价使我关注此书。但是,认真研读《选择》之后,我对它的评价与邓晓芒教授的有很大差别。我的评价是:《选择》是一部有一些学术错误,并且学风、文风不端正的书。

《选择》虽然只以王国维、朱光潜为研究对象,但涉及问题很多,包含的错误也很多。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该书作者用作全书基本论据的两个判断:(1)朱光潜误解和扭曲克罗齐美学;(2)朱光潜误解和扭曲尼采美学。我通过下面的讨论要揭示的是:《选择》作者不仅没有把握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没有把握克罗齐、尼采的美学思想。我要探讨的是,为什么王攸欣完全不顾朱光潜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在联系,而苦心纠缠于一些他所谓的“误解”、“扭曲”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王攸欣用自己编制的解释框子去套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选择》一书中,他谈王国维、朱光潜,目的不在于这两位学者的美学(因此并未用心钻研他们的思想),只是要借这两个重要人物为范例,向学术界展示他的一个关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西学东渐”的“新”阐释模式。这个模式是: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和期待视界已经显示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扭曲力量……还不止于此,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审察西方文化的视界,不说接受,仅仅是理解,也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西方民族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使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核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和透彻理解。”(《选择》,第283页)

显然,朱光潜被王攸欣选择为“肤浅理解和扭曲改变西方文化”的范例。但是,就《选择》看,王攸欣对朱光潜美学甚至谈不上“肤浅理解”。比如,他在近半部书中谈朱光潜对克罗齐的“误解”、“扭曲”,却对于朱光潜与克罗齐的真正分歧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他为什么选择自己无力把握的朱光潜为批评对象呢?首先,当然因为朱光潜是一个值得“批评”的对象。其次,还有一个原因,这是王攸欣可能不会承认的:意大利学者沙巴蒂尼(M. Sabatini)和美国学者麦克杜哥(B. S. Mc Dougall)对朱光潜的批评诱导他选择了朱光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沙巴蒂尼批评朱光潜把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引入文艺心理学,是把克罗齐作为精神活动因素的“直觉”误解为一个关于审美经验的心理学范畴(【意】沙巴蒂尼(M. Sabatini):《外国学者论朱光潜与克罗齐主义》,申奥译,载《读书》,1981/3)。麦克杜哥则批评朱光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传统瓦解、社会动乱中“向古老的传统倾斜”(【美】麦克杜哥(B. S. Mc Dougall):《从倾斜的塔上瞭望:朱光潜论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申奥译,载《新文学史料》,1981/3)。认真读《选择》,就会看到,这两位外国学者的观点实际上是王攸欣对朱光潜主要看法的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他之所以在书中敢于屡屡对朱光潜臆断妄论,就是因为有这两位外国学者撑腰。

正是追随沙氏的观点,王攸欣认定朱光潜长期基本误解克罗齐,到撰写《克罗齐哲学述评》之后才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正是追随麦氏,王攸欣认定朱光潜迷恋中国传统观念、利用西方的学术方式暗传自己的传统观念。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王攸欣意识不到:沙氏和麦氏对朱光潜美学的理解,都是极其有限和有偏见的。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可知,沙氏和麦氏是王攸欣自己通过中文恰好能阅读到的论述朱光潜的两位外国学者。王攸欣自己不理解朱光潜,明里暗里“拉”他们来为自己撑腰。困守在自己预定的套子中,借了两位外国学者的眼睛来看朱光潜,王攸欣除了看到一个他自己需要的“朱光潜”以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在《选择》中,还有很多由于作者的学风、文风不端正而产生的问题。例一,在《选择》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列入了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则未置一词。但是,《选择》书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是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选择》,第166-167页),与麦氏文章中相关论述的文字和观点都很近似(而且同样空洞!)。(《新文学史料》,1981/3,第244页)这使读者不能不意识到《选择》这部分内容与麦氏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王攸欣在《选择》正文中只字不提麦氏,如果不是学风问题,也是文风问题。例二,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看,王攸欣似乎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但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克罗齐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反复指摘朱光潜的中译本将某个英语词“误译”、“改变”了。事实却是,这些指摘的内容都来自朱光潜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对相关英语词汇的说明。这是“用朱光潜批朱光潜”的伎俩。王攸欣对此事实也是只字不提,实在难辞蓄意掩盖之咎。

我以“怎样批评朱光潜?”为本文的题目,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朱光潜是可以批评的。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产生的影响最大,经受的批评最多(批判最重)。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30年代有鲁迅,40年代有巴金、郭沫若、蔡仪等文化名人批评(批判)朱光潜;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更经历了1956-1962的美学大批判,批判队伍包括中国当时有发言权的文艺理论界的诸多权威人士和李泽厚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文革结束后,朱光潜美学研究和批评也曾是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一个热点课题。今天,正因为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对他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和批评,就是我们总结20世纪中国美学遗产、推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

但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批评朱光潜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它不仅要求批评者具有踏实严谨的学风和文风,而且要求批评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广的理论视野。以王攸欣在《选择》中的学风、文风进行朱光潜美学研究和批评,结果只能是对朱光潜美学的简化和丑化,不仅不能进一步发掘朱光潜美学的真正价值,而且也不能揭示朱光潜美学的真正局限。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批评王攸欣的错误,而且在于呼吁扎实、健康的美学研究和批评。

(全文12000字,将刊于《文艺研究》2003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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