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的抱负是，做一个科学家，造一个什么弹之类的，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招安到社会主义阵营里来。
后来，我没做成科学家，这不怪我，怪我妈。她说你造什么弹呀，考试不考个大鸭蛋就行了——我妈的话，不能不听，于是我就发愤读书。我一发愤不要紧，一不小心就跳出农门了。
现在想来，我妈是对的，我也是对的，如果考个大鸭蛋，又如何能做科学家，做不了科学家，又如何能造个什么弹出来？要说明的是，我后来没做成科学家，只是在江苏的一个叫睢宁的地方做了一名郎中。
这么说，也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理想。只是，不再远大而已。说这话是因为，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还算一个有为青年，曾信誓旦旦地对家里人讲，做不了科学家，最起码也得弄个县长当当。然而，几年下来，别说县长了，连家长也没当上——说这话也不全面，因为，我还是当上了家长，在26岁那一年。
30岁时，我的理想发生了重大变迁，不是县长到省长的变迁，而是退而求其次：一套房子。在老家，我终于在32岁那一年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室二厅，但，还是借了一些钱。有一阵子，我瞎琢磨，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是需要一些钱？比如，你想娶如花似玉的姑娘、想弄个部门负责人当当、想满世界地旅游……都是需要一摞又一摞“骂你”（money）的。这个问题曾困惑过我很长时间，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但，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理想这个词，已被生活之手，拧成另外两个字：愿望——看来，理想是不能穿上“马夹”的，否则，它就变成了愿望。
现在，我坐在北京东郊一套租来的房子里，再也不敢凌空蹈虚地奢谈什么理呀想呀的了，这一年又要过去，再过一段时间，房东又该来拿房租了。眼看着像吃了减肥药一般的钱袋，心里那个急呀真的如热锅上的蚂蚁。现在我晚睡早起，每天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是：至少得写一千字。如果我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找份报纸，把这一千字卖出去，换些碎银子。
还想说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小学同学王小湖，早就嫁到美国去了，她比我更富戏剧性，没解放全人类不说，倒为美帝国主义生了两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