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面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翻译、介绍新中国纯文学发展动态的多语种国家级刊物（英、法语版，国内、国外均有发行）。《中国文学》自1951年创刊，到2001年停刊，为初步扭转上述失衡现象作出独特贡献。
1951年10月，由时任外事局领导的知名剧作家洪深提议并参与，在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周扬和茅盾的支持下，刚从英伦归国的知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Gladys）和美国友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一道，创办《中国文学》第一期。直到1954年，杨宪益、戴乃迭和沙博理是《中国文学》仅有的三位译者。杂志装帧和版式则模仿《苏联文学》（《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是苏联作家协会出版的月刊，有英、德、波兰和西班牙语版）。杨宪益在回顾创刊初衷时谈道：“1950年，新中国建立不久，一些外国友人表达了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趣。而从四十年代到解放之初，国内的确我们注意到，涌现出不少反映中国人生活新的一面，和迥然于国外所知的新人物形象的一面的作品。”（《＜中国文学＞三十年》，1981，No.10）这就自然需要开辟一扇新的窗口来反映它，《中国文学》应运而生。
《中国文学》第一期刊发沙博理译孔厥、袁静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从创刊到1953年，《中国文学》为不定期出版，此间翻译选材的偶然性亦较大。1952年刊发了沙博理译赵树理小说《登记》和杨宪益、戴乃迭译《阿Q正传》。1953年出版的两期，先后刊发了英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英译歌剧《白毛女》以及英译屈原《离骚》，并附有郭沫若撰写的介绍屈原的文章。其中，英译《离骚》是《中国文学》首次刊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作。对此，杨宪益谈道：“翻译、介绍屈原，那是因为当时人们视它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典型来加以纪念的。”
1954年《中国文学》改为季刊出版。著名作家茅盾出任主编，叶君健为执行编辑，沙博理和杨宪益夫妇为主要翻译者。翻译选材征求了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以解放前北方解放区的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主。1958年，《中国文学》改为双月刊，次年改为月刊。1964年首次推出《中国文学》法文版（季刊）。
笔者注意到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翻译工作者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翻译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贡献。其影响在《中国文学》的直接反映，就是自1955年到1966年，在每篇译作结尾标注译者。
文革十年，《中国文学》虽运转，但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声筒”，刊登了许多诸如《反“孔”战争最前线》、批判老舍小说《猫城记》等的荒唐文章。此间，翻译选材单调，多涉及“高大全、红光亮”式的英雄形象，而《中国文学》的译者身影再难觅到。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译介史上第二次高潮。刚刚历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从极左思潮中摆脱出来的中国读者强烈渴望重回世界文学殿堂，而十年文革中备受摧残的中国翻译工作者，更是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中，翻译热情空前高涨。加之文化政策上“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出，这都为《中国文学》的隆兴创造了契机。1976年文革结束，茅盾重新出任《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担任执行编辑。叶君健于1974年离开编辑部，转而投向文学创作。1979年茅盾出任《中国文学》新编辑委员会主编。直至1981年3月茅盾去世，除王蒙《蝴蝶》标明译者戴乃迭和老舍《正红旗下》标明译者Don J.Cohn外，其余各篇译者均被隐去。
1981年至1987年杨宪益历任《中国文学》执行主编、主编和顾问。在任期间，他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文学》面貌为之一新。
首先，翻译选材丰富多样，凸现了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除传统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节选、诗歌、戏剧剧本外，《中国文学》新增了对诸如民间寓言、民间故事、游记、回忆录和中国传统曲艺体裁——相声等译介。同时，中国作家、艺术家访谈、侧记、印象和中国文学、文艺最新动态、讯息亦穿插其中。在译介作家选择上，既有当代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如谌容、从维熙、蒋子龙、高晓生、陈忠实、贾平凹等，又有先锋作家如莫言、残雪、阿城、扎西达娃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家，则有蒲松龄、罗隐、沈括、袁枚等。
其次，栏目设置上，注意考虑国外读者接受。新增“致读者”（To Our Readers）一栏，主要包括：译作简介、栏目和版面更新变化说明等，以最大限度便捷外国读者的统览。杨宪益谈道：“我们的读者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不同社会阶层，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有不同的诉求。一些人喜欢更富学术气的中国文学，以提供给他们进行研究，另一些读者更希望我们使它更为大众化，更富亲合力，以提供给非专家型读者。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杂志更多地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以进一步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提供老少咸宜的作品。我们坚信，真正优秀的文学，是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散发出无穷魅力。”（《〈中国文学〉三十年》）
第三，译者队伍建设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笔耕不辍，又吸收喻王番琴、胡志挥等一批精通西文，更有良好中国文学修养的国内译者，和Howard Goldblatt、W.J.Jenner、Alex Young、Alex Young、Don J.Cohn等母语为非汉语，兼有一定中国文学文化修养的国外译者加盟《中国文学》。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因相同的志趣集结在《中国文学》周围，相互研讨与切磋，这无疑为《中国文学》稳步走向世界提供更为可靠的保证。值得一提的是，自杨宪益先生主持《中国文学》后，译者之名重现译作之尾。这看似微末的变化，却透露出国内学术界对译者主体地位与独特贡献的觉醒。
杨宪益卸任后，王蒙、贺敬之、唐家龙、凌原先后主持《中国文学》工作。《中国文学》紧扣新时代脉搏，力图呈现中国当代文坛的主脉。刘震云、刘醒龙、余华、迟子建、毕淑敏、池莉、毕飞宇等作家作品成为此间译介的重点。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文学》特选译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次年又刊登英译电影剧本《鸦片战争》。1999年推出的“国际汉学”栏目，则是希望从海外汉学家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此间，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如初唐四杰诗、边塞诗、古今山水诗、花间词、志怪小说、笔记小说、话本小说等，更富系统性和连续性。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发行量从数万册锐减到3000册左右。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中国文学》于2000年全面改版，改版后由季刊变为双月刊，由英文版改为中英对照版。新版推出后，各方反响较好。尽管如此，《中国文学》还是于2001年年初停刊。究其停刊主要原因，笔者以为有二：一是纯文学刊物读者群相对较小，在国外读者群开拓受阻的情况下，又忽视了国内读者开拓，从而导致读者群日益萎缩。其二，《中国文学》极少接受个人投稿，而采用约稿和自译。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维护了译作整体性和保证了译作质量，却难以发现新秀、奖掖新人。译者队伍的发展壮大缺乏内趋力。
如果说，20世纪中国译介活动的两次主潮均出现“西译中”的一边倒局面，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的经济、政治动因，尚可理解，那么，适值21世纪初，中国在与世界日益频繁的双边、多边文学、文化交流中，这种不对称的境况仍未得到显著改观，的确发人深省。
《中国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诞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五十载，在新中国文学外译史上，起到奠基之用与开创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