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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因此，如果不阅读卡夫卡，我们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
如何理解和认识卡夫卡？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书信、日记？或是评论家对他的评论和分析？要不就是阅读以上这一切？有一个视角也许比较独特：那就是通过卡夫卡身边的亲友的视角去阅读卡夫卡。我们已经通过与卡夫卡亲密接触过的三位女性菲莉斯、蜜伦娜、朵拉的视角阅读过卡夫卡（见《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刊载的拙文《卡夫卡和三个女人》），那么，卡夫卡身边的男性朋友又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卡夫卡的呢？通常我们总说卡夫卡是孤独的，这理所当然地便意味着卡夫卡没有什么朋友，其实这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误解。卡夫卡的孤独并不在于他没有朋友，而在于他的志向、他的创作不被人们所理解；卡夫卡的孤独也不在于他选择了那种隐士般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他的艺术追求要求他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卡夫卡并不缺少朋友，他并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上至保险公司的经理，下至公司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员，都对卡夫卡颇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这里我们选择了与卡夫卡较为亲近的三位男性朋友，他们是鲍姆、布罗德和古斯塔夫·雅努施，他们对卡夫卡的评说也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和接近卡夫卡。
鲍姆是卡夫卡上大学时结识的朋友，他11岁时已双目失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音乐评论家。卡夫卡与鲍姆的关系，与他同布罗德的那种舒适亲密的关系相比，显得更加谨慎小心。大约过了10年，他才放弃使用正式的第二人称，将“鲍姆”改为“亲爱的奥斯卡”，这清楚地表明卡夫卡需要或愿意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卡夫卡告诉布罗德，鲍姆曾使他感到害伯，其理由不难猜测，即这位盲人奇才不仅使卡夫卡感到难以对自己表示怜悯，而且，他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长期被某种原则和制度压抑后如何完善自己的范例。许多年后，鲍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卡夫卡：
有关卡夫卡，我能告诉陌生人什么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绝对想像不出一个人的存在可以如此孤独，即使是他的最轻微的放松也包含着某种最富有个性特点的品质。他决不谴责什么，只是表明事实。他没有仇恨或神经质，但也没有浪漫的多情善感，他直接进入每一个心灵、每一事件以及每一种情况的结构中心……，他用一种无与伦比的眼光审视，解除神秘，揭开他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他是一个充满了神奇幻想的天生的幻想家，但他强调的那种严格的客观性又抑制了他的这种幻想。摆脱一切腻烦或伤感的诱惑，以及模糊的幻想属于他崇尚纯净的一个方面——尽管在肉体方面的表现上常常是古怪的，但在精神上这却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信仰。他创造了最主观的形象，但却是以最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918年，卡夫卡邀请鲍姆来到楚劳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了8天，在这8天里他们几乎每夜深谈，通宵达旦。这以后，鲍姆说，“我对他的了解比以前10年加在一起还要多”。在经历过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之后，鲍姆对卡夫卡艰难的生存和受冷遇的著作有了更为精微的理解。一个“如此孤独”的人，写了如此孤独的书。
布罗德也许与卡夫卡太接近了，因此人们怀疑他是否能把握卡夫卡的全貌；另外布罗德主观意志过于强烈，他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给卡夫卡的生活涂上了自己的色彩。不过，作为卡夫卡生活的最真实可靠的证人，他的证词常常被丰富的材料所证实。在布罗德的回忆中，我们还能看到卡夫卡生活的另一面：
许多个夜晚（布罗德在传记中写道），我们一起在剧院、餐馆和小酒店里度过，有漂亮的姑娘相伴。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将卡夫卡描绘成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修士或隐士就完全是误解；至少这肯定不适合于描绘他在大学里的生活。以后怎么样呢？这以后，他对生活的要求是太多，而不是太少———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一无所有，这的确导致他有过几次偶然的恋爱，在意识深处他将这些事都看做是堕落。因此，他从来不讲淫秽的笑话，甚至别人当着他的面讲这类笑话时他都无法忍受，这并不是说他将制止别人讲这种笑话，而只是由于他在场便没有人想到去讲这类笑话，他的全部存在就是渴求纯洁。
……
我羡慕卡夫卡游泳和划船的技巧；他尤其擅长于我们称之为“心灵沉没”的技术。他在敏捷、大胆方面总是胜过我，他还具有一种特别的技巧，将人留在某种特殊的麻烦的境况中让他们自己设法救自己——带着一种残酷的微笑，这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能自救的人”。我是多么喜欢这种微笑啊，这里包含有非常丰富的自信和勇气。弗朗兹，对我来说，是不屈不挠的。当他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运动技巧时——这也是他个性追求的一个方面，就像他追求别的什么一样，都是全身心的奉献。
古斯塔夫·雅努施是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一位同事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当时一心想当诗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曾提到过他，“他到办公室来看我，又哭，又笑，又叫，给我带来一堆书，说是要我读，然后又带来苹果，最后带来他的女朋友，一位可爱的森林管理员的女儿；他在外面同他女友的父母同住。他自称很快乐，但却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可怕的混合印象，看上去又非常悲哀，他想获得他高中的毕业证书，然后去学医（因为这是一份安静、朴实的工作）或者法律（因为这会引他步入政坛）。是什么魔鬼点燃了这把火？时隔25年雅努施出版了一部《卡夫卡谈话录》。布罗德证实了这部《谈话录》的真实性，他说他最初读到这些有关卡夫卡的记载时，“其充实新鲜的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此后不久，朵拉也从这些文字中“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并从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雅努施接受的是一个作为“个人”的卡夫卡，他拒绝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他说，“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是以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
三位男性对卡夫卡的认识和理解与三位女性正好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布罗德有点像菲莉斯；鲍姆有点像密伦娜；雅努施有点像朵拉。当然，布罗德对于发掘和研究卡夫卡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他所做的工作，所谓的卡夫卡研究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布罗德常常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整理和阐释卡夫卡，这使得我们在接受卡夫卡时，又常常在误读卡夫卡。鲍姆的观点是精微的，只可惜语焉不详。雅努施拒绝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这一点太像朵拉了，他们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我们却不能不读卡夫卡的作品，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卡夫卡呢？我想，哪种都行。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用心灵去接近卡夫卡，用头脑去认识卡夫卡；用心灵去聆听卡夫卡的诉说，用头脑去阅读卡夫卡的创作……。
总之，和卡夫卡交朋友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走近卡夫卡是需要勇气和耐心的，但是，卡夫卡的问题是深刻的，卡夫卡的痛苦是丰富的，卡夫卡的祈祷是有预见性的，还是让我们静下心来，走近卡夫卡，去听听他对我们说些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