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阵地与学术含量

2003-09-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咏枫 我有话说

现在的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似乎越来越在乎文章发表阵地的档次了。有了好马，配上副好鞍，应该。但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是匹“好马”，却未必被配上了“好鞍”。1920年秋，学界泰斗蔡元培，在湖南就美学问题作了包括《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方法》、《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等在内的七次著名讲演，这些讲演后来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在这份“日刊”上，他还连载过一篇题为《美术的起源》的长篇学术论文，约有4万字左右。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我没有看到过，但我想，它大概就相当于今天每个大学都在印行着的校报一类的吧！是北京大学的，那又怎么样？还是改变不了那“鞍”的校报一类的身分的。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收有《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多义举例》、《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论诗学门径》等文章。这几篇文章既然均被收进了这本论文集，而且“论文集”又是由上海的这样一家出版社出版，因此，说它们都是一些具有相当学术含量的文章，都是些“好马”，我想，是无庸置疑的吧！它们最初发表于何处？这些文章的尾注告诉我们，当初它们均发表于一本名为《中学生》的杂志。解放以前由开明书店编辑出版的《中学生》，固然是那个时期的一本影响颇大的杂志，但就其性质而言，它只能归属于普及通俗那样的系列，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中学生。再来看看宗白华先生的几篇文章。宗白华先生的《美学与意境》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一文，最初发表于上个世纪30年代《新中华》半月刊的创刊号上；《清谈与析理》一文，最初发表于上个世纪40年代《学识杂志》半月刊的创刊号上；著名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最初则发表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时与潮文艺》的创刊号上。我不知道首次刊发宗白华先生这三篇文章的那三本杂志，在那个时代是否属于如今的核心的或是被称之为权威性学术期刊的一类，不过我想，就算有此可能，那也只能是在这三篇文章发表以后的什么时候吧，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一本杂志以创刊号而获此殊荣，就好比一个人刚一出生就迈入了他的辉煌期一样地不可思议。

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蔡元培、朱自清、宗白华，才把它们视为“好马”，视为都具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好文章的。学术史之所以肯定这些文章，全是因了它们本身，因它们本身就是“好马”的缘故。我不知道这些学术文章发表的当时，人们会不会因它们都刊登于这样的阵地而以异样的眼光去考量它们，不过，如果还是这些文章，让它们面世于今天，面世于今天的某一份大学的校报或是某一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普及类刊物或是某一种期刊的创刊号，那么，它们将会处于一种怎样的境遇？结论的得出，无须多大的想像力。一般情况下，今天的人们，似乎没多大的理由一定要太看好它们的。之所以如此，这倒并不是因为今天的人们特别的势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所决定。

在今天，包括各种学术期刊在内的所有刊物，事实上都已经分出了不同的级次。按理说，刊物的这种级次划分，本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将有利于有关方面对这些出版物的管理，使这些刊物的发展更趋有序化。但这样的一种文化发展方略，在带给了我们上述好处之余，也给我们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那就是，很容易使人们以文章发表阵地之档次的高低为尺度去衡量文章的学术水准。据有关媒体报导，上海的高校开始试行教师年薪制，薪金两万到三十万不等。这很好。那么，怎么去裁定？中间有这样的一条：“学校对教师所有的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类别以及发表的论文等都‘明码标价’”。（《读书时报》2003年3月12日第5版）我们只说这论文的“明码标价”。论文怎么个“明码标价”法？我们的学术管理机构在实施这一条时，肯定是以论文发表阵地的档次之高低为准，而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论文本身的。表面的客观，正好掩盖了内里的不公平。

如果蔡元培、朱自清、宗白华三位大家活在今天，那么，对他们当年那些未能配上“好鞍”的“好马”，我们又将如何给它们“明码标价”呢？另外，写作者能直接加以控制的，大概只能是文章可能达到的水准，至于能在哪个档次的阵地上面世，则除了文章质量这一条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说得清或是说不清的因素在。如果这一条能够成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教师的年薪派上点新用途，是意料中之事了。不公平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明朗的学术天空将会因此而被抹上一笔灰色调。这是我们在念“明码标价”这本经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