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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世纪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2003-10-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永林 我有话说
从语言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有理由认为,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折衷主义思想的直接产物。最能体现这种折衷主义思想的,则是社会语言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应用型特征。这一特征,充分反映出20世纪末以来,全球新兴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因此,当我们面向新世纪,展望语言学发展之时,有必要对社会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特征做一研讨,旨在促进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背景不同于其他语言学流派。它不是源于一个理论构造的种子,而是从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里蔓生出来。由于这一特定的学术背景,社会语言学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门户之见,而以其宽厚的学术胸怀,包容了来自各种不同学术背景与传统的研究者。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气派与折衷主义精神,才使得其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潜势成为现实中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语言学才体现出理论模式多样性、研究方法随机性、研究群体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驳杂性的学科特征。

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回顾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从早期的开拓者身上,即可见到这一点。北美学派的几位首领人物鲍厄斯、萨丕尔、沃尔夫,以及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弗斯等人,有的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观察语言的具体使用现象,有的从文化传统与语言结构的关联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语言学异军突起这一事实本身,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语言问题持续的关注,以及语言学内部对于跨学科研究的渴望这两种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这一特色,导致了社会语言学理论模式的多样性。

研究方法的随机性,是社会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特色的另一种体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科内部对于研究方法改良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有迹象表明,程式化的变体研究和定量的实证研究,并不一定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语言、文化、社会,以及说话人心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研究群体的广泛性和研究内容的驳杂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特色。正如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反复强调的那样: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社会语言学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因此当然不会有谁对其定义拥有专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语言学好比是一个没有学科界限的学术论坛,可以在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角度,阐述语言与社会相关性的见解与论点。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野和研究手段,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背景,分析和解决各自研究领域中同语言文化相关的问题。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氛围和方法上的兼容性,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传统的研究者。由此形成的研究群体的多样性,反过来又使得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表现为一种无所不包的驳杂性特征。大到语言政策、双语现象、文化冲突之类的现象,小到音韵变化、新词用法、广告用语之类的问题,都可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应用型特征在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变体学派试图通过变量理念的引入,改革传统的语言学结构,建立一种新型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语言学作为功能主义研究的一个代表,随着生命科学、大脑科学、信息工程等方面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可能重新调正研究方向,同形式语言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补格局,促进语言科学发展。

2.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社会语言学同外语学习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语言交际理论的广布。这一理论从问世之日起,就受到语言教师的普遍欢迎———交际教学法的产生、推广、成功即为明证。随着时间的检验,这一理论在语言教学界的地位弥坚,已经成为指导语言教学与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和不可缺少的评价体系。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也益发密切。

3.社会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为文学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野,由此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父权主义分析”、“女权主义分析”,以及“社会语言学分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文学话语分析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叙事方式、话语模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入手,研究文学话语同社会制度、政治体系,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4.社会语言学与方言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语言变体理论”模式的确立,社会语言学研究为方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鲁吉尔提出了“应用社会语言学”的概念,探讨了社会语言学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对于方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使得语言学家对于方言变体的社会影响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因而有可能对与方言研究中语言流变问题及其动因做出更为准确地描述。

5.社会语言学与法律研究:社会语言学家法索德通过话语分析、语用学与话语、语言变体,以及言语交际民俗学四个方面的讨论,说明社会语言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为解决某些棘手的案件提供更为完备可靠的法律证据。同时,社会语言学家亦可在协助司法部门制定出可读性更强的法律文本、消除法庭背景下的文化误读等方面提供帮助,从而达到提高法律公正性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庭背景中的话语结构分析,已经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权势因素对于说话人话语结构的影响这一点上。不言而喻,这种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对于揭示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起到了传统语言学分析无法替代的作用。

6.社会语言学与医护对话:相关研究表明:在医院诊所语境中,由于存在“认知图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医生与患者(家长)之间的话语交际有可能产生障碍,无法达到彼此充分理解各自话语行为的引申含义。双方在“认知图式”和“知识背景”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还有可能在诊所语境中诱发另一个社会语言学因素———权势概念。所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不但医生患者之间的话语模式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同一背景中的医护对话言语行为,也有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值得深入探讨。

7.社会语言学与广告传媒:广告语言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氏耶关于体裁分析中商业促销信函结构研究所揭示出的文化差异现象,对于扩大社会语言学对商业交际模式研究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积极反响,成为社会语言学跨学科、应用型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8.社会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李思敬先生在论述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典籍《春秋》三传中“微言大义”时指出,传统经学研究侧重其政治意义,今天的古籍解读中,亦应考虑其语言使用中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此解一语中的,说明社会语言学在典籍文献研究中亦有一席之地。

9.词语的社会意义研究:自社会语言产生的40年间,由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技术的革新、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大量新鲜的语言结构和表达用法。社会语言学家马克奈尔-吉尼特指出:既然标准或规范的语义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社会语言学家考察的便是——语言使用的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语言结构的。诸如“非婚子女”、“婚内强奸”、“无罪推断”、“水泥枕木”之类词语的研究,如果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考察,脱离了具体的司法制度、特定的社会语境,以及与时共进的观察视野,很难对其做出科学的解释。而这些观念与词语的存在,对语言学家又提出了一个个新的挑战,迫使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回顾4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研究分野,社会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接受与认可,成为一种显学;展望新世纪的语言学发展,作为跨学科、应用型研究的一个代表,社会语言学必将开拓出更加广袤的疆域,结出累累果实。对于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来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的认同。这是因为,从学术渊源和研究方法上来看,我国的语言学工作者,不但承袭了“格物致用”的优良传统,而且对语言文化和语言功能的研究更是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此外,五千年的文明史,广袤的地域疆土,多元的民族文化色彩,都预示着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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