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的踪迹》这本收录了他17年间的单篇论文的选集中，他虽惊讶于时空的变化，却坦然为他80年代的文字辟出一辑，加上第四辑中解读鲁迅的《遗忘的谱系》，篇幅超过三分之一，而书中着墨最多的也几乎都是对本雅明、尼采、韦伯、施米特、杰姆逊等“西哲”的疏解。因为不收研究专著的“体例”，这自然不能视为他“主要的工作”，但却可以从中见出他工作的旨趣。
在《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和特殊》（《批评的踪迹》）中，他曾如此解释作为一门“理解的科学”的“阐释学”产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因，他把“意义”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特别地提了出来：“当新的个人或个体性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自身的同一性时，……以往是异质的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得不在一个共同体中力求达到和谐。然而，当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和农业－手工业社会的道德心理结构不再能够承当意义共同体的仲裁者（的角色）的时候……‘意义’本身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比较研究的对象。”这简直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援西入中”者心迹的一个剖白：正是在把文化冲突看作一个历史动力的认识中，开始了当代中国文化讨论的阐释学。……年轻一代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怎样援引西方理论来突破正统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在转化前现代社会文化结构的同时把纯然外在、直接的现代性规定转化为自身有机的而非创通性的一部分。（《重返八十年代》，《批评的踪迹》）
作为本雅明主要著作的中文译者——《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启迪》——和不懈的诠释者，你却可以经常见到他文中“在中文的语境里”甚至“正宗的本雅明并不重要”这样的修辞。这不正是因为在阅读本雅明的时候，“另一种文本正在悄悄，但是不可遏制地渗透进来……它以鲁迅的文本为标志，是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寓言。”？在解析“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知识群体推动形成的中国阐释学热潮时，张旭东一直强调其自我肯定的性质和创造“世界历史”的抱负，我想指出，这实际上亦是“意义”之意义的所在：所有的诠释无不都是政治的诠释。从梦想的诗学到历史的文化批评、政治哲学，旭东一直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聚焦，阐释的对象单位也由“个人”转入社会、民族与国家，他对“意义”的追求虽一以贯之，却令人玩味地留下了一份一个“新知识分子”的走向成熟的记录——在阅读他的这本新著的时候，不断为早早显示的才华震惊，却更为激赏他在漫长的历险中所获致的这种成熟。
（《批评的踪迹》，张旭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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