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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1913～）与黄宗英（1925～） |
二哥者，冯亦代；小妹，黄宗英也。
“二哥”、“小妹”，这是他俩互谓以及几位刎颈之交的老朋友们对其昵称。
慈眉善目的冯亦代，恂恂儒者一文人，甜姐儿黄宗英，才华卓绝一艺匠。文、艺虽承一脉，但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终因黄宗英多才又钟情笔耕，两人遂成同行。他们本是五十多年前相识相知的老朋友，各自有着令人称羡的家庭。垂暮之年，一失荆室，一失故雄，都成了夫妻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共同的旨趣，相互的了解，二哥与小妹互恋了。黄昏恋为他们的人生之旅画上一个完美的分号，酿构了中国近现代文坛一则佳话；分号以后的故事当更为精彩。
他们是1994年结为伉俪的。时冯亦代行年八十有一，黄宗英六十又九。笔者有幸做他们结婚后第一个“爱情结晶”的“助产士”——散文合集《；——命运的分号》（一九九五）的责任编辑，一度过从甚密，耳闻目睹他们的生活情趣。
1994年我第一次登门造访时，冯亦代已由三不老胡同的“听风楼”乔迁到小西天的“七重天”了。冯亦代对新居很满意：“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群星，仙境也。”不敢恭维，因为我登临之后，怎么也找不出这种感觉。仙境？仙在他人，凡在自身。横竖论冯、黄两位都是文艺界的“大尺码”的社会名流，却蜗居在那样一个小单元里。何仙之有？门口小厅玲珑得只能陈一张饭桌，四张椅子只能张开两把，一间房留给老阿姨，他们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充其量20平米。什物像沙丁鱼把罐头盒塞得满满的，屋子湫隘得两人走动要礼让，三人坐下就“客满”，后来者只有“挂壁”——须屈膝盘腿于床榻当居士了。黄宗英戏称为“乌篷船”，我说倒像“牛棚”，里面拴着两头牛（他俩同属牛），两头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牛。临窗靠墙的大书桌，当然是冯亦代专座。这位大学人的书橱似架在书桌上摩天伸展的。架小书多，以致书们泛滥到摞叠在桌面、沙发、床头柜、茶几乃至枕边。室内陈设，值钱的只有一台电视机和一部双卡收录机（他们都是乐谜）。黄宗英的书案是举世无双的，一只状若缝纫机、多层带滑轮的“四不像”的玩意（有照片为证）。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你阅典、我煮字，各不相扰。即使如此，他们却乐在其中，越写越欢，黄宗英说这是“自作自受自甘心”。婚后，冯亦代为《读书》译介外国新著，他们共同为《新民晚报》开专栏，佳作如酽茶似清泉，时奉读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显然，他是在新书旧籍中游弋、煮字、陶乐，颐养天年。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与冯亦代在连云港笔会上有一面之缘。后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邀我请冯亦代作序。先生爽气，不多时便将序文《美德是幸福的种子》寄下，不料出版社爽约，怕该书赔钱洗手了。我只好以图书市场萎缩云云，请冯老原谅。冯亦代在电话中哈哈一笑：“天不作美，算了算了”，一笑置诸脑后。先生宽容，我心难安。在十二年后的洽谈书稿选编思路时，我作为出版社方强调该书是“双叶丛书”之一种，在内容形式、体例方面力求一致。冯亦代听了，主动和我商讨。他说他俩的这本合集，不能像萧乾和文洁若、吴祖光和新凤霞及苗子和郁风那样编法，选互写亲情的文章。他说：应该尊重历史。他与黄宗英的是否可“各自为一单元”，各选自己以前写的有关家庭、亲情的文章。希望我理解。他的坦诚令我感动，我没有理由说不。交稿时，他将书名定为《命运的分号》，我想一定是煞费一番苦心。不久，黄宗英又来电话，说原书名前面最好再加一个“；”，大概寓意强调“分号”是他俩人生旅途阶段性标记，是生命表盘上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中间一个指针；或更侧于对未来的憧憬吧。我说自然可以。我请他们伉俪双双为本书题签。他们先谦称字不好怕“献丑”，推却。在我“再四”坚持之后，冯亦代说“恭敬不如从命”，被迫交卷了。黄宗英来信说“翻箱倒柜掏阁楼，才找到冯老家的笔砚”，又到文具店买宣纸折腾一天。他们寄来十多张题签，让我挑选。豪爽的黄宗英在信中俏皮地说：“剽悍的是我的，隽秀的是他的。”“就算是交卷了”；严谨的冯亦代悄悄地在黄的信末又附了一句：“我们的脸皮太厚，决定重写！”教我感动的是，不久他们果真又寄来另写的两幅，显然，较前要帅得多。
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冯亦代的敦厚、热情；黄宗英的豪爽和“拼命精神”。他们以长者的风范，嘉惠后学。1998年南京创办《东方文化周刊》，友人与我专程拜谒，礼聘冯亦代为顾问，并请他对办刊方针提建议。平时讷言的冯亦代那天特别兴奋，直抒己见，竭诚之至。
令人称羡的是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敢于冲破世俗罗网，面对某些人的不解或非议，坦然结合，这在他们那一代老人中要有多大勇气啊！最为可贵的是，他们虽成新人，但不忘故旧。尊重对方，敬重对方的故人。多次拜访，每次都见他们的书案上始终悬立着冯与故妻郑安娜、黄宗英与亡夫赵丹的合影。让历史的一方净土，永存在各自心灵的深处。说良心话，连我也有点不理解。但黄宗英真诚地说：“正因为我们对各自过去很清楚，所以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对方。”她写过一篇《水仙·我俩·他俩》的文章，我读后特别感动。她直言自己在养水仙花方面“新人不如故人”，安娜心灵手巧能令水仙在春节绽放，她望尘莫及。黄宗英一直尊称安娜为“好二嫂”。黄宗英说她栽的水仙花叶一边倒，那是向二嫂弯腰祝福。农历正月初一，是安娜的诞辰，婚后的他俩，每逢此日，在趁他们“两人世界”的时候，给安娜上香，同时给赵丹拜年。黄宗英说“希望在那个极乐的世界里，他俩能见面说说话就好，他们也不太会寂寞了”。而冯亦代每在文字或言谈中涉及赵丹，也总是惟礼为上，“阿丹、阿丹”，亲如昆仲。
他们结合时，都入耄耋之年，是夫妻，更是伴侣，互为拐杖。互获一份儿女们远不能给予的关爱。
黄宗英原本生活在一个裕有、温馨的大家庭中，有众多的兄、弟，戏称“卖艺人家”都是“人杰”，在文学戏剧领域均有建树。幼时的黄宗英受家庭熏陶，书香四溢，兄妹们都爱读书，《万有文库》、《小朋友文库》和《中学生文库》皆备，还刻有一枚“我们的图书馆”闲章。大哥黄宗江十三岁自办印行《黄金时代》小刊物，黄宗英撰稿。自父丧家道中落后，十岁的黄宗英便学缝补。十五岁随大哥黄宗江到上海登台献艺，驰誉天下。她喜文墨，大概受童年环境的影响。自言“没文法少规矩想写就写”，杖国之年仍以未上大学为憾事。与冯亦代结缡后，都七十岁了，仍想圆大学梦。她说学校离家远，她要省下美容的钱“打的”上学，冯亦代却说“咱们在饭菜零食上省些”。上大学学英语，到书店要买《冯亦代英语》，闹得售货员发蒙，心中只有冯亦代成为趣话。黄宗英一生是“拼命三姐”，拍《望长城》她是主持人，不顾众人反对，冒死坚持上气球；数度赴西藏高原考察，写《小木屋》拍电视专题片。七十多岁，还上高原考察，拍电视纪录片《森林女神》，令冯亦代牵挂不已。她赴过地狱（“文革”中被审查），下过海（开放后办公司），到过法院（打过官司），上过天（登气球拍电视），住过小木屋……我行我素，冯曾对我诉说黄宗英是“七十岁的老太，十七岁的脾气”，“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上西藏说走就走”。最后一次赴藏时，多情的冯亦代为她写好一叠信封，贴上邮票，希望她每到一处写信报平安。孰料不久，黄宗英身体不适，患高原反应，在解放军医院昏迷了两天，醒来后，刚能下地行走又坚持追随摄制组去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参加拍摄，直到大队撤出，她才随队回北京，一下飞机便被抬进医院。冯亦代可急坏了，那时他已六次脑梗塞，行走不便，口齿不清，仍打电话安慰她：“你病倒了，不要着急，病重时我来服侍你。”又不断写信（黄称为“情书”），开头昵称“MY——”。后来一次他俩同时发高烧同住一家医院，几周后又同时退烧同时出院。真是心灵感应。大难不死，冯亦代说“呆人有呆福”。
冯亦代的人生阅历丰富。黄宗英听赵丹说过，重庆、香港、上海的左翼剧运、影业的发展，曾得到过冯亦代的支持。冯亦代当时是国民党造币厂副厂长，大胆拍板为文艺界买下了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成就了左翼文化工作。他一生经历过不少历史大事。近年，他因病已不便结构句子写文章了，黄宗英觉得有些史料当事人不写，就可能失传了，劝他写一些记忆中的“碎片”，留作史料。冯亦代却一本正经地说：“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黄宗英说：“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黄宗英觉得他固执起来像一座石墩。一次在笑谈“未来”时，冯亦代动情地说：“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要比任何时候过得更甜蜜……但是最好让我先离开你。”黄宗英有点鼻子发酸：“抽签吧！”他们共同认为“七十岁以后结婚的一年顶十年”。去年冯亦代新作《色彩集》出版，夫唱妇随，黄宗英作序《七彩的故事》，期待着“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的甜蜜世界。
冯亦代本是学工商经济的，阴差阳错与书结缘一辈子，读书，写书，译书，编书，出版书，评书，在白纸黑字中忙碌了一辈子，把自己“输”成为“做了一辈子龙套”。学乏专攻，似少有他人在事业顶峰辉煌时的荣耀，物质生活也淡之又淡。但他行云流水的散文和丰富多彩的“海外书讯”受到广大读者的钟爱，他的为人受到同道的尊敬，他的健康受到圈内老朋友们的关爱。1982年他住院后回家休养，门上被强行挂了一幅苗子的手迹：“少读书，少用脑，少会客，少开会，少抽烟，多休息。”署名是“护冯委员会的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等老哥们。
冯亦代早就深居简出了，黄宗英在大病之后才真正归隐书林，归隐“七重天”，与老伴冯亦代形影不离了。双方的儿女们如鸟儿各自离枝飞去，翱翔在自己的蓝天，念念事孝，嘘寒问暖，求药延医，拳拳之心难能可贵，共享天伦；但基本上他们是独自生活，“惟君怜我我怜君”，安享两人世界。我想二哥与小妹都感到“足矣”。
如果说冯亦代像“一本摊开的书”，那么黄宗英倒真如一管能书行楷隶篆的笔。
（摘自《走近大家》，张昌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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