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副部长， 非常感激党的恩情，已在昨天（旧历除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我想这是教育我、鞭策我更好地改造自己！我一定不姑【辜】负党的山样高海样深的恩情！ 非常想念您们！！又克制不住的给您们写信了！ 现在汇报一下这一年来我的情况：去年四月中我身体很不好，杭大党让我在家翻译法文资料，一直到十一月中。从十一月中起因为党校从杭大搬走，另外分配了工作，叫我仍回图书馆，编摘《文艺动态》。这是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虽然是编摘，对我说来仍感困难。仍在家里工作。身体还是不好，只要一紧张，一累，血压马上上升。还是天天吃药。觉得现在这工作比翻译还吃紧些似的。在翻译资料时，有些日子我人觉得还好些，还能有精神有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写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一些革命战争的回忆，五年来日积月累，写写停停，已写了十三万多字，剩了一个尾巴，现在再没有时间写完它和修改它。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去年夏天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时曾叫我参加，后来也遇见过，我自己也去看过金近同志。省政协的形势（国内）报告以及政策方针的传达，都叫我去听了，衷心感激党给我的教育！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白羽同志。
陈学昭在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立即给周扬写信，虽有向主管领导汇报自己情况的含义，但主要原因还是，她能尽快摘掉帽子，与周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早在延安时期，陈学昭与周扬就很熟悉，交往比较密切。1948年，在东北的陈学昭完成了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后，寄给远在河北的周扬（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请他提意见。周扬很快就写信谈到了自己的意见，并提醒陈学昭注意多病的身体。7月24日，陈学昭在给周扬的回信中写道：
我读着您和其芳同志的信，很感动！我很感谢您们给我的支持和鞭策！我希望以您所说的出版的文艺书，希望将来能寄我一套！后我们还常常能通点信，取得些联系。我一定写信给您们，希望您们也写信给我！
关于周扬提到的自己的身体状况，陈学昭在信中写道：
其实我应当很愉快，可是有时不免想到病，这次行军以后血压又比前高了，医生劝我不能作长距离的旅行，但我却几年来就专门做这件事。现在只有希望到达目的地以后，到了平原，到了近海的地方，气候温暖，血压能低下去一点。不过对于病，我也渐渐想开了，活一天，为党为人民做一天工作！这就是最愉快的！
周扬与陈学昭来往信件所透露出的信息是，被战争阻隔的老朋友的问候与挂牵。
1949年，文艺界“大会师”的第一次文代会开过后，陈学昭回到浙江，在省文联作专业作家。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后，周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学昭成为作协理事，并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1957年，陈学昭遭受厄运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让周扬给浙江省委打电话，为陈学昭辩白，希望省委批评一下，不要划为右派。周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即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并申明自己的态度：陈学昭为人耿直，想说就说，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2002年11月14日，陈学昭之女陈亚男致作者的信）。开始省委没有表态，后来一位负责同志在电话里对周扬说，如果不把陈学昭划为右派，我这领导工作做不下去了。这样周恩来、周扬的努力没有奏效。
成为右派的陈学昭，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文化馆。期间，文化馆发生了窃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陈学昭监守自盗。对这一飞来的不白之冤，陈学昭只能向周扬申辩。她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枉。周扬虽然不了解情况，却相信陈学昭的申辩。他责成中宣部的同志，以中宣部的名义给陈学昭回信，对她进行劝慰。尽管如此，窃案的发生，还是给陈学昭带来了伤害：
母亲紧张过度，加上劳累，血压升高，患血管硬化。窃案破获后，母亲又给周扬同志一封信，说明案件已破，请求回杭州治病，很快得到中宣部回信，让母亲写信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表明她的请求。母亲即写信给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这样，1960年3月。母亲回到杭州。（陈学昭之女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1961年暮春，周扬来到杭州，约见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陈学昭。谈话中，陈学昭向周扬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遭遇。周扬对此深表关注，并关切地谈到了陈亚男的前途。陈学昭告诉周扬，她的女儿因自己的拖累，初中毕业就务农劳动，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她本人则希望继续求学。周扬表示同意，并要求有关部门安排让陈亚男继续学习。1961年9月，已错过考试时间的陈亚男，直接进入杭州大学附中高中班就读。对于与女儿相依为命的陈学昭来说，能让女儿不受自己的牵连完成学业，或许比给自己解决问题更令她欣喜。所以，事过一年，她在给周扬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说出充满感激的“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话。
这次谈话后，周扬还解决了陈学昭的生活问题。自从工资制实行以来，作为专业作家，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成为右派不要说不能写作，即使能写作，有谁能发表右派分子的作品？但是，像陈学昭这样的作家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周扬要求有关部门，恢复陈学昭的工资。这样，从1961年6月开始，陈学昭拿到了受到行政处分后降级了的工资，恢复了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关于这一点，在给周扬的信中，陈学昭也是以带罪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感激之情的。
1961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全党纠“左”的大背景下，一些被认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陆续摘掉帽子。被周扬多次关注的陈学昭，也终于摘掉了帽子。
这时，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大半生的陈学昭，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党内。她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向周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虽然按照当时党内对右派问题的处理意见，周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对陈学昭予以照顾。
1963年，全国文联在北京西山举办学习班，周扬指定让陈学昭参加。在京期间，陈学昭去看了周扬、苏灵扬夫妇。就在这次见面时，周扬向陈谈到1957年周恩来同志让他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事情，并鼓励陈学昭继续写作。
被划为右派的人，即使被摘掉了帽子，也还是属于另类，这从陈学昭给周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陈学昭自然难逃被批斗的命运，而作为“文艺黑线祖师爷”的周扬，“包庇”陈学昭的“罪行”也被揭发出来。此后，“十年生死两茫茫”，周扬与陈学昭再一次见面，是1977年10月了。陈亚男回忆说：
1976年上半年，《鲁迅日记》（比以前更加全的）出版，日记中多处提到母亲的名字，这样，好像被众人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件事，加上母亲的敏锐嗅觉，她似乎感觉到国内政治运动将发生变化。从1964年到1977年已21年没有到北京了，她也想到北京走走，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那时，鲁研室的叶淑穗、赵淑英、吕福堂常有信给她，极力鼓励母亲去北京看看鲁迅故居和纪念馆。这样母亲去了北京（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在北京，去看望一直关心自己的周扬夫妇，是陈学昭的心愿。她想方设法打听到周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后，10月20日在给周扬的信中写道：
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我这次是经过自己的矛盾斗争，终于决定来京一次。我是十月十日晚到京的，住在我童年的好友我的姊姊陈宣昭同志家。到京后，我想来拜访你们，但是探听不到您们的住址，直到前三天才从我的一个侄女，由她探听到，现在写这信，想能寄到。不知您们什么时候在家？我能见到您们么？现在我把我的住处和电话号码写上，如果我可以去见到您们，请接到信给我一个电话，约一个日子和时间！感盼！！
几天以后，在女儿的陪同下，陈学昭看望了周扬夫妇：
那次，母亲见到周扬夫妇，大家都很激动，很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周扬同志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给我的印象家不像家，倒像住在简易宿舍里。周扬和苏灵扬两人的身体都不好，谈话内容差不多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受尽迫害，身体搞垮了。没有谈到母亲的平反问题，那时每个人情况各自都不能把握，一切都在观望等待中（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1977年11月，周扬解决了工作问题。而在杭州的陈学昭，也感到自己平反的时机已经到了。她给浙江省委写信要求复查自己的问题。为了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她又写出了陈述报告，希望通过周扬来转送。她将报告托在延安《解放日报》的老朋友转送周扬时，并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今天我又是无事不上三宝殿，我想请求起应同志帮助我，这是一位老同志出的主意，请求起应同志把我寄奉，托济泽同志转奉的这封公函转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扬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同志（于冠西同志是第一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或者转给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和李丰平书记。不需要在我这封公函上写按语。据说这样就会较快些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起应同志在浙江的党领导心中和党内外的威望极高！不知能否转寄这封公函？我太打扰您们！衷心感激和不安！
周扬按照陈学昭的要求，在转送报告时给省委书记铁瑛写了一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
今天上午省文化局来了三同志，其中一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位同志也是在政策办公室工作的。文深同志（主任，文化局副局长）告诉我说铁瑛书记已收到周扬同志的信，在信上作了批示，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本来要在春节前解决，来不及了，过了春节要尽快解决。当时我听了很激动。（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的1月26日）！
在等待的过程中，陈学昭的心情是迫切的。1979年2月2日，她又给周扬写信，“请求起应同志在胡耀邦同志前说一说，再催一催！关于我到底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是应该弄个彻底清楚的！”周扬是否跟胡耀邦说过，限于材料，不知其详。不过，在陈学昭提出这个要求后的第三天，浙江省委就通过了为其平反的决定：
省宣传部负责落实政策的副部长□周群同志今天上午已送决定给我看，关于57年的事是错划的，给予改正，省委常委已通过。恢复党籍，级别和工资，工资从去年10月起要补发。又对我说明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安排我的房子写作环境，把亚男调出来。也会安排我职务，当然还是让我写东西。我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永世不忘您们给我母、女的关怀和援助！！（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2月4日）
平反后，陈学昭回到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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