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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诗”答客问

2003-10-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萧兵 我有话说
有客来访,话题多是读书。今天来的朋友谈及了近日获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首席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他似乎对史诗有点模糊,知我兴趣及研究颇与史诗相关,便提了几个问题要我答,我也不知对否,索性写下与识者共同讨论吧。

问:什么叫“英雄史诗”?

答:现在有一种史诗的“三分法”: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不能不承认,第三种是典型的“史诗”(Ep ic)。在古希腊,“英雄”(H e ro)这个词有三层意思:(1)半人半神(有人就干脆译成“超人”);(2)悲剧和史诗的“主角”;(3)“统治者”(有人认为,其现实基础就是叫做Basleu s的“军务酋长”)。那么,以他们为中心的长篇叙事诗就是“史诗”。(有时也包括早期文人创作的“拟史诗”,例如维吉尔《埃涅阿斯记》)。

问:“英雄史诗”跟一般长篇叙事诗有什么不同?

答:通常认为,史诗产生在或反映着“史前”向“成文史”过渡的时期,或者说“军事民主制时期”(西方称“英雄时代”);恩格斯就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顺便说一句,现代人类学已不使用“野蛮”、“文明”之类容易误会的字眼;也有一些史诗产生于“奴隶社会”或“成文史”早期)。这样,史诗便不但映写重大历史事件,还有不同于普通传奇故事的神话和传说,尤其是英雄们创造的“奇迹”。真实的叙写与象征的讲述融汇在一起。

问:史诗还有什么特点吗?

答:史诗一般先在口头讲唱、流传,然后记录成文(成书时代早晚不同),往往被看做“民族文学”的精华或“民族精神”的结晶。它篇幅巨大,多数用严整而独特的“格律”写成诗体。既是“史”,又是“诗”。

问:中国有英雄史诗吗?

答: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北方兄弟民族创造了许多英雄史诗,像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非常著名,藏族的《格萨尔王》还号称“世界最长的史诗”。南方兄弟民族除英雄史诗外,还创造出大量“创世史诗”。这些在世界上都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问:可华夏——汉族有英雄史诗吗?

答:没有。按照上述标准,没有。

问:那《诗经》里如《大雅·生民》那样写“传说祖先”英雄业迹的诗篇呢?

答:那些只是“历史传说性”的叙事诗。有人称之为“小史诗”或“准史诗”。它们篇幅太短,情节又很简单。没有形成“大史诗”。

问:你真大胆。不怕人责备你抹煞我们的民族创造能力吗?

答:各个民族及其发展都有各自的特色、优长与限制。华夏——汉族的文学创造力、想象力、“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歌、传说和史传文学里。我们的神话很零碎,戏剧和长篇叙事文学起来得都很晚。这没什么丢人的。希腊的抒情诗就没有中国的多而好。希罗多德《历史》也比司马迁《史记》幼稚得多。

问:史诗的产生,有没有特殊的情形?

答:如前所说,有些史诗产生在“成文史”(旧称“文明时代”)的早期,有些成书很晚,发表得更晚(像冰岛的《埃达》和《萨迦》保存在1270年才成篇的《雷吉乌斯经典》和13世纪末编成的《弗莱特岛记》手稿里)。有些是早期文人“拟作”。

问:译林出版社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包括描写13世纪马里帝国开国元首勋业的史诗《松迪亚塔》,19世纪阿根廷作家何塞·埃尔南德斯再创作的《马丁·菲耶罗》,跟世界最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相比,时代跨度高达数千年,怎么都叫做“史诗”呢?

答:确定特殊体裁的标准不是绝对年代而是“相对时期”。如上所说,史诗(包括文人拟作),主要反映“文野过渡”和“成文史”早期,它诞育在“原始”或“原始性”社会构造之上。过了某一特定阶段,想制造也制造不出来了。如马克思讲到史诗与神话时所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经济和)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问:史诗和拟史诗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什么意义或影响?

答:史诗被看做世界文化遗产里的宝中之宝,它不但用特殊的形式保存着各民族的重大史实、传说、神话和语言,而且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多面晶体,是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体现或证明。

问:能不能举些例子?

答:最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各自拥有的两大史诗,波斯的《列王纪》,欧洲五六种有名的史诗,大家都很熟悉,都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可以不多说了。就说我们闻名已久却无缘见面的冰岛文学宝典《埃达》和《萨迦》,这次经石琴娥女士等由原文直接译出,真是一件大喜事。这里集中着古代北欧人民的哲学、伦理、风俗、传说、神话和历史,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无怪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佛克玛教授见到译林社这皇皇19部史诗新译本时,第一句话就是:这应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点项目!

问:如此说起来,史诗关连着的学科很多口罗?

答: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总态势仍然是边缘交叉、多元整合,是“分析”与“综合”、“比较”与“推绎”的对立统一。跨学科、跨文化或“总体”研究的大趋势已不可逆。史诗研究决不仅仅是文学界的事情,历史学、考古学可以发掘其中潜埋的史迹(德国的舍利曼依据荷马史诗挖出了“特洛伊”遗址,已成“典故”);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将在其深层“再发现”上古的文化、社会生活情况,包括风俗、民情、信仰和“无文字”时期的思维构造;语言学能够由其推导、比较各民族语言的发生、发展;博物学家也许还会在里面发现许多“物种”的秘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问:那么,怎么由文学与美学上欣赏它们呢?

答:史诗鉴赏跟一般小说阅读不大一样。它要求较高的文化程度、较好的知识准备和较多的阅读经验。它跟学习其它经典作品同样是多次性、经常性的,一卷在手,终身受用。起初可能是看故事、看热闹,慢慢就会被它独特的场景、通常的人物、华美的语言、奇妙的描写所吸引——这次的新译基本根据原文,译文比较忠实、流利,还附有相当详细的序文和注释(其中以陈中梅《荷马史诗》序、注,赵乐生生《吉尔伽美什》的序跋、附录最有助益)。这一类古老作品,是很需要一些注疏、诠释乃至考据的;它们决不会破坏情绪和美感,相反还会加深理解,加强兴趣,加大快乐,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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