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小说是从引进外国作品开始的。早在1903年，鲁迅已将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译介到中国。次年，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处女作《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小说的作者荒江钓叟让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乘气球飞向月球并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险。虽然小说缺少结尾，而且采用了章回体，这对当今读者来讲，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其中昌明科学的想法和对科学世界观的宣示，导致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优秀科幻作品。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我们现今查到的第一部中国科幻小说。仅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载人航天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从《月球殖民地小说》之后到解放前夕，在中国科幻文坛上还有大量优秀的航天题材作品，如东海觉我撰写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包笑天撰写的《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小说《猫城记》（1932），描述了地球主人公在火星上的种种见闻。这是利用航天题材对中国当代社会形态进行辛辣讽刺的重要的文学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创作进入了全新阶段。1954年郑文光撰写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相当凑巧的是，该文竟然也是载人航天题材的作品。这部以浪漫的笔调描述几个孩子飞向火星的历险故事虽然简单，但小说在当时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轰动，人们竞相涌入天文馆去观测火星。作为北京天文台的副研究员，郑文光对航天题材情有独钟。在随后30年里，他创作了一系列被视为经典的载人航天科幻作品。短篇小说《第二个月亮》（1954）写载人空间站上的各种惊人科技成就。长篇小说《飞向人马座》（1978）被称为中国内地发表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故事仍然围绕载人航天题材：三个错误地登上东方号飞船的年轻人被错误地发射上天，并险些坠入宇宙边缘的黑洞。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战胜引力的方法，安然返回地球。
中篇小说《太平洋人》（1978）讲述的是将一颗小行星从太空中俘获并发现其中隐藏的原始人类的故事。小说对太空行走、星体移动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郑文光的两部火星题材作品也大受读者的欢迎。《火星建设者》（1957）以明快的笔调描写人类改造火星的历程，该文曾经获得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大奖。而《战神的后裔》则转用写实方法呈现出火星改造的艰辛与困境。
除郑文光之外，童恩正、肖建亨、叶永烈、刘兴诗、王晓达、郝应其等都曾经创作过优秀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载人航天科幻小说也进入了全新的天地。韩松的《宇宙墓碑》（1991）描写人类在茫茫星海中寻求人生意义时所能领略的苦涩与艰难。王晋康的《拉格朗日坟场》（1997）揭示了未来太空中仍然存在的势力角逐。刘慈欣的《中国太阳》（2002）展现了开发西部过程中航天技术的有效参与。星河的《路过》（2001）通过一支月球考察队的个体化经历介绍了月球的另类历史。周宇坤的《会合第十行星》（1998）描写了人类对太阳系认识的逐渐提高。苏学军的《火星三日》（2001）寻找普通人的视角下呈现出的火星开发。凌晨的《水星的黎明》（1998）把太空中的救援与自救场面描写得壮观美丽。绿杨的《鲁文基探案》（1995）表现了月球中的多元文化。杨平的《库克岩石》（1998）目击了人类探险队在火星上与异类的接触。而吴岩的《沧桑》（1997）则展现了人类百万年移民火星时所经历的“后文化危机”与“后感情危机”。
纵观100年的中国科幻史，载人航天不但是最重要、也是内容最丰富、风格最多样的科幻题材。作家在航天技术的全方位探索的同时，更加关注载人航天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
首先，与西方载人航天科幻作品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灌注着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中国独特文化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方的载人航天科幻小说主要描写人类在宇宙中探索的话，那么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则先要确认中国人在地球世界中的位置。在经历了数千年自我陶醉之后，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于19世纪末达到了最低点。飞天之梦也与所有其他梦幻一样，在中国人的心中沉睡下去。是科学技术为人们带来重拾旧梦的机会。能否以新科技拯救中国呢？从荒江钓叟、东海觉我到郑文光、刘慈欣，以航天技术拯救中国的文化主题，一直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占据着压倒地位。以郑文光的作品为例。他的每一部载人航天科幻作品都试图使中华民族获得复兴。《火星建设者》描写国际共产主义大联盟对火星的征服。在这一征服中，中国宇航员是一支主要的力量。而在《飞向人马座》中，东方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宇宙飞船。这飞船能够远征黑洞。
对国家和现实的关注，与科幻这种让人觉得虚无缥缈的文学形式，竟然以如此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一道壮丽景观。从发展上看，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爱国主义情结是从狂想加自我安慰，逐渐转变到理性和自我拓展的。早期的科幻小说多有宣泄沮丧或鼓舞人心的特征，这些作品的最终结局，还带有反击侵略的意味。新中国以后，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强烈自信进入了作品。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光荣而又不言而喻的事情。刘慈欣是当代最有名望的科幻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中华文明的尊崇及对国家的认同成为鲜明的标志。反对霸权、倡导科技共同进步是其作品经常宣扬的主题。世界大事不再发生在美国或其他什么“先进”国家，而是发生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中国领导了世界科技的进步。另一位当今享有盛誉的作家王晋康作品中，也随处可见这种立场鲜明的立论。
当然，关注现实并非只关注民族自豪感，它还意味着更多东西。在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1980）中，宇航员在遥远的外星球找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画面，并在这里反思中华文化应该如何繁衍。在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2002）中，人生的苦难与登月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在《猫城记》中，旧中国的种种文化劣行在猫城竟然得到了滋养，更加广泛地发生。
在寻找中国人世界立足点的同时，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将目光放置于宇宙。全方位地探索宇宙，激发人们多途径进行太空旅行的激情，是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绿扬在《鲁文基系列》中构造了一个太空研究站，在这里可以日复一日地观察宇宙的变迁。刘兴诗在《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中，让主人公游历各个星球，目睹世间万象。这样的观察从星系的形成到星球上个体的生存状态，无所不包。在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中，人类成功地改变了火星的地貌，还会种庄稼和造池塘。在苏学军的《火星三日》中，人们努力建设城市，面对艰苦的环境无怨无悔。在刘慈欣的《中国太阳》中，一位农民逐渐远离自己的家园走到城市并最终进入了宇宙太空。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版丑小鸭童话的翻版，竟然发生在宇航时代。而另一位当红作家韩松，则在《宇宙墓碑》中展现了毛骨悚然的宇航员墓地，用告诫人类将为自己的冒险付出代价的方式，反向激励人类的宇航热情。
任何文学样式如果风格单一就意味着僵死。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风格方面的多元化。与郑文光对宇宙的诗意表达不同，童恩正的《石笋行》（1982）则是对中国古典科技文化的追寻。与星河的思维爆发方式不同，韩松的冷寂和不动声色则将宇宙空间的严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外，刘咏、迟方、葛红兵等的载人航天小说也都各有特色。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发展同中国的近代不可分割，同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不可分割，更同整个人类的航天梦紧密相连。应该说中国载人航天科幻自始至终与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载人航天科幻小说激发人对空间探索的向往。另一方面，载人航天的发展也为科幻小说注入新的活力。表达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幻协会负责人之一饶俊。饶俊自幼喜好科幻，疯狂地阅读科幻。他与好友何海江还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过科幻习作。大学毕业以后，饶俊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宇航科研岗位。现在，他是神州号飞船飞行控制管理方面的科研人员。对宇航的梦想导致他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航天人。
从整个科幻文学的历史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当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时候，都是科幻小说得到极大肯定和全力发展的时刻。我们热切地等待着神舟号的顺利成功。并期望中国载人科幻小说在神舟的激励下，进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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