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名字是《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它的作者是陆建德先生。果然是“破碎”吗？果然是《残编》吗？
什么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要采取怎样的方法？在这本论文集中，陆建德先生并没有给出直接的、明确的回答，这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是从他对英美文学作品及思想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陆建德先生是有他的批评观和方法论的。批评就是阅读，“机智”的、“警觉”的、“处处留神”的阅读，一句话，“语言、作者、读者和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活泼生动的对话”，这就是文学批评。当然这中间少不了“自觉”，没有自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批评。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如今流行大而无当的批评，批评家不读或少读或泛读，然后高屋建瓴，横扫千军，读者则在泊来的语词的狂风暴雨中被抽打得头昏脑胀，不辨东西，于是而叹曰：“有魄力！”陆建德先生则非是，他的批评不求一时痛快的“魄力”，他追求（？）的是“一种伴随力量而来、为力量的标志的平静”。这“平静”使他能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外面的风雨而不为所动，又能“处处留神”地阅读他的批评对象，从而发掘出常人未见的东西。
即以《雪莱的流云与枯叶——关于〈西风颂〉第二节的争论》一文为例。
陆建德先生写道：“利维斯通过细读《西风颂》第二节指出，雪莱诗中的比兴具有独特的自我繁殖力，几经嬗变后，我们已不知它为何而起，从何而来。与此现象平行的，是雪莱的滥情倾向；他的感情往往徜徉于太虚之中，不及外物；诗人的兴趣所在，不是感情的对象，而是感情本身。”这是这篇文章立论的基点，可以感觉到，陆建德先生基本上是与利维斯站在一起的，但是他没有明言自己的态度，而是缕述利维斯的论敌的观点，通过评述口气的微妙变化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引述的批评家居然有15人之多，虽有详略的不同，也足以称得上洋洋大观了，然而这并不是掉书袋，决无卖弄之意。其中有7人，如切尔耐克、刘易斯、韦勒克、福格尔、波特尔、金－赫利、卢德莱姆等，皆取其对《西风颂》第二节的阐释，形成针锋相对的诘难，读来有舌战群儒的快感。尤其是两位科学家（金－赫利是数学家，卢德莱姆是气象学家）的“带有科学权威的诠释使其他种种想像力丰富的阅读自然而然知趣地退隐”，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雪莱摹画的未必是如波特尔、金－赫利和卢德莱姆所称两种截然不同的云”。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所说的一段话：“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要说到雪莱在《西风颂》第二节中所表现的“滥情”，单只罗列批评家的阐释是远远不够的，果然，陆建德先生自出机杼，从数种作品中钩稽出“乱云与枯叶”这一形象的萌芽，指出：“《西风颂》的基本思想在雪莱的少作中就露出影影绰绰的模样。”他举出的作品是《麦布女王》、《钦契》、《伊斯兰的起义》、《生命的凯旋》、《阿拉斯特》、《心之灵》、《阿萨耐斯王子》、《阿童尼》以及雪莱的笔记。批评家的阐释，加上陆建德先生自己的爬梳，已足以让我们体会到《西风颂》第二节中有某些“‘热闹场面’的痕迹”了，而“热闹场面”云云，其中的意趣是可以意会的。利维斯在“细读”，陆建德先生也在细读，两个“细读”之间不是有某种联系吗？
陆建德先生以温文尔雅的笔触不动声色地挑起了迷信和盲从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因看到了事实的真相而感到脸红或心跳，仿佛云破天开，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振聋发聩的作用。例如，他说：“把教育当‘产业’，用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厅代替少年儿童的文化活动场所，演艺界‘名人明星’和各式‘节目主持人’利用国家资助的媒体和一台台毫无价值的晚会互相哄抬身价，这些在凯恩斯眼里是不能宽宥的堕落。”我们身处其中，对这样一些现象会有怎样的看法？视为正常？还是将其归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我们会将其看作“不能宽宥的堕落”吗？“凯恩斯的声音如此遥远而陌生，喜耶悲耶？”文章以此作结，含难言之意，正所谓“篇终接混茫”。都在谈而未必都在读的“旷世奇书”《尤利西斯》，它的出版沿革令陆建德先生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这部当年在欧美引起争议的小说到了今日中国就像唐宪宗时的佛骨？为什么自己失去了对它产生厌恶感的能力？——是出于‘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心理还是惟恐看不到皇帝蝉翼般的新衣？”我们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会使我们陷入进退维谷之地？陆建德先生指出：“《荒原》其实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狮身人面兽，作为象征方式本身的象征并没有自己那著名谜语的谜底。一旦评论家以圆梦者的想象对《荒原》作出连贯完整的解释，他们就像解谜后的俄狄浦斯一样把出谜的怪兽扔下悬崖，……”原来这部被视为“20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的作品乃是“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一切关于爱略特的这首诗是“社会批评”、具有“宗教的底蕴”、结构“完整”的说法，不过是“反映积极的批评家”的“胡说八道”而已，当然他并不否认《荒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洛莉塔》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我国是地位很高的两本“性爱”小说，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纳博科夫和劳伦斯，对此陆建德先生说：“在图书出版界，有人打了启蒙精神的旗号在混乱无序的市场独步一时。油头粉面的‘纯文学’和满足窥淫欲望的‘隐私’‘纪实文学’相继出场，为它们的亮相作背景布置的是比《洛莉塔》和《查太莱夫人》更刺激的德·萨德侯爵、亨利·米勒和各种明清禁毁小说。”所谓“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乃是“自由主义的宽容”，这种没有限制的宽容何止于糟蹋一个劳伦斯！“禁忌是文明的基石”，“文明不能没有禁忌”，有些论者居然在语言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对这种自明的真理噤若寒蝉。对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解读见出陆建德先生的细腻与深刻，可说是别出心裁，见人所未见。他要说的是：“那位现实生活中的渔夫与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不同是后者有一种‘做作的男子汉气概’。”他的结论，“庸常如我辈者更不会把‘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当作座右铭，一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时常甘拜下风，二是因为我们不会老是想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和输赢胜败，人生不是战场——个人与社会相对立或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战场，我们更乐于在和谐的整体中考虑自己的责任和职守”，这结论不是比海明威或圣地亚哥的更近乎人性、更自然而不矫情吗？文化多元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词语，可它是彩虹还是虚像？是加拿大的“马赛克”还是美国的“大熔炉”？陆建德先生说：“中国人关心的当然是始于足下的世界和头上那另一片云天。对美国文化思想界的动向我们应密切注视，但是我们不会一直翘首东望，等候太平洋彼岸传来最新主义的最高指示左右我们的学术讨论和文学创作。”绵里藏针，殷殷之意溢于言表。陆建德先生对于一些近年来在我国享有高规格“礼遇”的学界大腕往往能击其阿喀琉斯之踵，指出其皇帝新衣之虚妄，实在是一剂清凉解毒的良药。针对爱德华·萨伊德，他说：“在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斗争中，文化认同的观念是不可或缺的。过分强调文化的杂交状态难以促成世界文化的真正多元化。所谓反本质论为出发点的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挟带了一股否认自身的力量。”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引述熊十力先生关于“海上逐臭之夫”的批评之后说：“由‘海上逐臭’想到海上逐‘后’，当然，‘逐’也有‘放逐’、‘驱逐’之意。”这是个文字游戏，好，有不尽之意。
无论对文学作品的细读，还是对词语的辨析，还是对文学现象的梳理，还是对文学家思想家的评述，都有一种精神贯穿全书，那就是“为文学一辩”。为某事物进行辩护，大约有两种方式，一是言之辩，一是不言之辩。所谓言之辩，乃是直接的、公开的辩护，自锡德尼《为诗辩护》和雪莱《为诗辩护》以来，已经有许多回了，近来尤有盛者，可见诗（文学）的状况的确堪忧，而且锡德尼和雪莱的两篇文章相距250年，且文章的题目即标明为诗（文学）辩护，不似今日往往以副题出之，例如陆建德先生的文章。正副题的对比似乎见出今日文学的状况不比150年前坏，或者可以说要好，尽管人们普遍叹曰“今不如昔”。所以，陆建德先生虽有一篇不长的文章副题为《为文学一辩》，我想，他实在是不想做一篇以“为文学一辩”为正题的文章。他以整本书的每一篇文章为文学辩护，不着辩护之形，而具辩护之实，此不言之辩也。陆建德先生的文章不露锋芒而痛下针砭，温婉平和而略带讥刺，颇具英国批评的传统之美。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18年前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我的问题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答道：“首先是文笔。一个批评家应该有很好的文笔，写得很好的文章。这很重要，好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文笔不好，读者就会发生怀疑，心想如此糟糕的文笔如何能对别人的著作说三道四？”信哉斯言！陆建德先生“有很好的文笔”，“写得很好的文章”，因此他的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言之辩，乃是对文学最好的辩护。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原是书中论爱略特和多恩一文的题目改成，只是最后一个字，由“片”改为“编”，由一篇文章而囊括全书，“暴露了作者的焦虑”。“焦虑”有二义。一是“本书显得支离破碎，东鳞西爪。它不像面面俱到的教科书，更像断简残编，要想从书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知识几不可能”，故作者感到焦虑，其实大可不必。他不是自己说，“出色的理论家并不热中于撰写大学理论教科书”吗？钱锺书先生说过：“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体系经不起历史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他对所谓“体系”表现出的不信任的态度是明智的，深刻的，也为20世纪的思想潮流所证实。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支离破碎，东鳞西爪”，我们看到了“一些片段思想”闪闪发光。二是陆建德先生对我国思想界文学陆沉而发出的“为文学一辩”的呼声，从而表现出弥漫全书的一种焦虑。我被这种“焦虑”深深地打动了。他评论的对象是英美文学和英美的思想家，他的参照是西方的批评家，极少涉及到我国的批评界，但是，他的论点又与我国目前的西方文学研究和西方的文化研究乃至本土的创作和研究息息相关，后者是前者的背景和立足点。20世纪英国文学的主流是什么？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何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何以显示出“批评的贫困”？“后现代主义”因何而具有“全球性影响”？流亡海外的人士为什么鼓吹“后殖民理论”？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作者都给予了一种“不戴假发、不穿长袍的评论”。所谓“不戴”“不穿”，不就是不做作、不张扬、不虚张声势、不故做高深而一切出之以朴实真诚吗？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破碎”或有之，然而《残编》不残，是一本极富启发性的、暗含着论战性的书。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陆建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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