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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歌怀念“同志”

2003-10-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戴问天 我有话说
近年来蓝英年先生写了许多关于苏联的文章,都是我喜欢读的。在他最近写的《听老歌》一文里(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30日),蓝先生说到两种让他听了觉得“不是滋味”的歌曲。一种如《三套车》,问题出在翻译上,为心爱的姑娘伤心错译成为老马伤心,让蓝先生难受。另一种如《祖国进行曲》,“有些苏联歌曲虽在20世纪50年代极为流行,但与当时的苏联现实相去甚远,现在听起来不是滋味。”“苏联优美歌曲很多,何必非唱《祖国进行曲》不可呢?”大概由于年龄关系吧,我也喜欢听老歌。蓝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三套车》和《祖国进行曲》,都是我所熟悉并且喜欢的歌曲;不过我听这些歌曲时脑子里出现的想法,却与蓝先生不尽相同。

蓝先生说他非常喜欢《红莓花儿开》这首电影插曲,听见它便会回想起全班逃课看《幸福生活》的情景。然而,早在苏联解体以前,已经有人对《幸福生活》(俄文原名直译应该是《库班的哥萨克》)这部1949年拍摄的电影提出过批评,指出它粉饰现实,集体农庄的生活实际上并不像它所展示的那样“幸福”,电影“与当时的苏联现实相去甚远”。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直至在戈尔巴乔夫手里终结,农业始终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的一大“败笔”。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大概都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知道苏联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的。当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然而这样的历史大前提,也就决定了苏联的集体农庄绝不可能像《幸福生活》所展示的那样美好。

苏联解体以后的1992年,我曾经到顿河下游去过一趟。莫斯科开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上挂着印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男女主人公画像的窗帘,提醒人们正在前往哥萨克的“大本营”。我去了新老两个切尔卡斯克,诺沃切尔卡斯克(Новочеркаск,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博物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老切尔卡斯克村子里哥萨克们在后院“自留地”里劳作的景象则更令人难忘。解放之初,许多中国人正是通过《幸福生活》这部电影认识苏联的集体农庄、甚至认识整个苏联的,人们憧憬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92年的中国当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当我站在顿河边的麦地里时,却只能庆幸那句话没有变成现实。

尽管《幸福生活》不真实,但我还是很喜欢《红莓花儿开》这首歌曲。自从电影从无声变为有声,它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电影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歌曲。有些歌曲与电影恐怕是很难分开的,例如《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于《冰山上的来客》,《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之于《音乐之声》。唱起歌,人们便会想到电影;看到电影,人们也会想起歌。但是,也有一些歌曲实际上已经脱离电影而独立飞翔,中国的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苏联的如这首《红莓花儿开》,还有同一部电影里的另一首插曲《丰收之歌》。歌曲很好,电影只算得上平平;甚至还像《幸福生活》那样,属于人们有理由“非难”的作品。对于曾经流行过,受到人们喜爱的歌曲,我主张宽容一点,不必过多考虑歌曲以外的因素,例如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的人和事。歌词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不妨做些修改,俄罗斯国歌沿用了苏联国歌的乐曲,但是另写了歌词,这个办法很可借鉴。

《红莓花儿开》和《祖国进行曲》,都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Исаак Осивич Дунаевский,1900-1955)的作品;而且两首歌曲都既受群众欢迎,也得到文艺界领导者的好评,使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红莓花儿开》是二等奖,《祖国进行曲》则是一等奖)。《幸福生活》的两首插曲都由伊萨可夫斯基(Михил Василиевич Исаковский,1900-1973)作词,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卡秋莎》,同样既受到苏联人民喜爱,也为中国人民熟悉,伊萨可夫斯基并因此在194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祖国进行曲》的词作者是另一位苏联著名诗人、以诗歌《神圣的战争》获得1941年斯大林奖金的列别捷夫-库马奇(Василии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8-1949)。值得注意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另外两首广受欢迎的电影插曲,《快乐的人们》(1934)和《快乐的风》(1936),也是列别捷夫-库马奇作的词。《快乐的人们》电影一上映,插曲几乎一夜间就唱遍苏联城乡,而且不久就由塞克(《救国军歌》、《二月里来》的词作者)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祖国进行曲》是1936年拍摄的电影《大马戏团》的插曲,影片末尾“五一节”游行群众齐声高唱着它前进;那场景与气氛,就像我们在天安门前高唱《歌唱祖国》。杜那耶夫斯基有一点像我国的作曲家雷振邦,以留下许多为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而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写的歌曲,则有一点像我国施光南、谷建芬的作品,节奏明快,好听易唱,有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祖国进行曲》很快就不再只作为电影插曲,而作为一首有自己独立翅膀的歌曲在苏维埃大地上飞翔,这决非偶然。而且它还越过国界,飞到中国。半个世纪前,正是它,伴着许多中国学子踏上了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旅程。在国内旅客列车上也能听到它,并且让人觉得我们祖国也同样辽阔广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祖国进行曲》还唱道:“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在中国,现在已经不大听到人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了,有的地方更不得不做出党内以同志相称的规定。怀念“同志”,是我怀念《祖国进行曲》的另一个原因。苏联建成以后,人们相互之间便不再使用“господин”(老爷,先生)、“госпожа”(夫人,女士)这样的称呼,改用“гржданин”(公民),党内则称“товарищ”(同志)。后来渐渐都称同志了,据说在这个过程里《祖国进行曲》无意中起了推动作用。是否如此,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同志如果有兴趣,或可做些调查。俄语名词是要区分性别的,“гржданин”有其阴性形式“грждана”,表示“女公民”。“товарищ?本来也有相应的阴性形式“товарка”,但那个词只在女子之间用来称呼伴侣;在苏联,后来是无论男女都称“товарищ”。这不但体现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社会地位的平等,各民族的平等,也体现了男女平等。而且,苏联人还把一些到访的外国人也称为同志,包括一些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仅只对苏联不抱成见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水手通过大西洋上血与火的洗礼,把一船船战争物资运送到苏联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的时候,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便热情地称他们为“товарищ”。这些美国人当然不会个个都懂马列主义,更非人人都赞成那些称他们为“товарищ”的人所走的道路,但在明白这个俄语词的意思以后,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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