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听到贾植芳先生的名字，是在真正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四人帮”被粉碎后，听萧军用一种赞赏的口吻同我谈及他的老友胡风先生及其“同伙”，硬骨头的萧军称他们为真正的硬骨头，大写的人。于是，在我内心里，很想见一见当年那位“青面獠牙”的死硬分子。后来，当我回归南方并立志献身左翼文学研究之后，想见“胡风同伙”的念头更甚了。
初识贾植芳先生，是在4年前的一个金秋日子里。当时拙著《萧红与萧军》付印在即，但一直寻觅不到合适的人为之作序。后来，由老报人谢蔚明等为之牵线，去上海复旦大学国顺路的先生寓所拜访。那一日，我见到的不是那个40多年前被当局、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的青面獠牙者，而是一个相当谦和，操着一口为多数人听不懂的浓烈山西腔的小老头！我们之间的谈话，需要有“翻译”，否则很难交流。令人费解的是，一个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又留过洋的学者、教授，国语竟是如此之糟糕！据说——当然也经本人当面证实，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应邀去日本讲学，日方竟然为其配备了两个翻译，一个翻译负责把他极少有人能听懂的山西话翻译成汉语普通话，另一个再将普通话翻译成日文，加上他是当年那个当惊世界殊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二号头目，在日本一时引为趣谈，大大地当了一回“星”。
听贾植芳先生聊天，不啻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和蔼、豪爽，而又处处充满机智幽默。他的80多年的坎坷命运，同样不失为一部充满辛辣醒世味的长篇小说。一生中，他四度狱里狱外。1936年间他在北平读书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尚是中学生的他被反动卖国的北平军政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狱，另一罪名是“共党嫌犯”。在牢中呆了两个月后，由其富裕家庭以1000元银洋和50两烟土的高价托人保释出狱。之后，他被迫亡命东渡，既是亡命，他又不生安分，竟在彼邦从事“反日”活动而遭日本宪兵驱逐出境，如同数年前他的大师兄胡风一样。到1945年的抗战后期，日寇投降在即，他因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宪兵抓将到牢里，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之后，他流落到了上海，在1947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因写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上街游行的《暴徒万岁！》，且口出狂言谩骂“蒋委员长”，又以“煽动学潮”的罪名遭中统特务逮捕。由于拒绝出卖胡风及在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上发表反共宣言，一直到一年多后才由胡风等人辗转托人保释出狱。他的第四次身陷囹圄，则是因为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雄踞前列，且又死不改悔，先是被判12年刑，继之又是十年动乱的苦海煎熬……
我与他之间的话题，时常论及萧红与萧军。他还清晰记得当年亡命日本时在中国留学生追悼鲁迅逝世集会上所见到的一代才女萧红的哀婉形象，依旧记得解冻时节与萧军谋面时的一些情节。60多年前，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条山前线抗日部队工作的便利条件，掩护李大钊的一双儿女李星华、李光华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往延安，并倾囊予以资助。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获新生不多日，在住地附近江湾五角场散步，从旁人的议论中发现一位卖茶的妇女竟是陈独秀的女儿，于是，他当即奔走呼吁，终使其工作与生活有了妥善的安置与保障。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贾植芳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中一位少有的侠义好汉。乃至后来胡风逝世时，他仿如50年前萧军匍匐在鲁迅遗体旁一样为之嚎啕大哭，其哀声震四方。
贾植芳先生是一位决不随风而漂的严谨学者，而其待人之热忱又随处可见，且不分老幼。与他交往4年来，他每出一书，都不忘颤颤的签上名送予我。我呢，有什么话，内心有什么牢骚、忧愁，也愿意找他倾诉、发泄。好几回，探望、聊天结束后我向他告别，他总是不忘幽默地道上一句：“秋石，你是八路军的出身！”意在责怪我不在他那儿用饭。如我有较长时间不及探望，待到下回去时，他会眯缝起双眼，故作不解地问他那兼着“翻译”的侄女：“他是谁？”随即，一抹孩童也似的诡谲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与贾植芳先生在一起，你会在汲取到很多营养的同时，忘掉人世间的一切不快与哀怨。这就是我与他4年交往得到的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