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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辑两套《巴金全集》

2003-11-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仰晨 我有话说

王仰晨 侯艺兵 摄

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工作、生活和精神等方面有了支柱。

巴金同志是热爱生活,生命力极强的人。他在1997年9月为《巴金书简》所写的《小序》中曾说:“尽管我老弱病残,可我想,我们仍然有勇气跨入下一个世纪。”

我真高兴,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同跨入了新的世纪,而且还进而迎来了他的百岁诞辰。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我已有两年多不曾和他见面了。上次见到他,是在2001年,我去浙江桐乡参加茅盾同志逝世二十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后,返京途经上海的时候。那时他已卧床多年,而且早已无法自理生活及与人交谈,但他认出了我,当我伸手入被窝握他的手时,他紧握我的手却还是那样温暖而有力,这使我真高兴极了。

记得他患帕金森氏症似始于1983年,自1989年不慎摔跤住院后,起初有时还可回家看看,每年还能去杭州休养些日子,大概两三年前就无法再去了,他不仅生活无法自理,而且在赖鼻饲维持生命了。

这使我深为难过。特别是因为他已失去了言语的表达能力,又拿不了笔,写不成一个字;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那该有多么痛苦!

我知道,他曾多次向别人(包括他身边的护理人员)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想到他曾多次提醒我要争取多活,那样可以多做工作。我希望他多活,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工作、生活和精神等方面有了支柱。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读过了当时可能找到的所有的巴金作品,它们以燃烧般的热情、炽热的爱憎和流畅的文笔征服了我。自然,我也读过不少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图书。

1939年初夏,我随印刷厂自上海“内迁”到昆明,翌年又迁往重庆。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是我们的“客户”,它的不少书稿都由我们厂排印,这样,出版社的负责人田一文兄,便自然地逐渐成了我的好友。那时巴金同志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常往返于桂、渝二地。1942年春他来重庆时,田一文兄介绍我和他相识了。

巴金重友情。1943年秋我调往桂林工作,抵桂时适值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开幕,那天演出的是曹禺的《日出》,“这是家宝写的戏,我一定要请你看。”他来邀我同往观剧时说;没隔多久,又邀我同往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那年旧历除夕,他又来邀我去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吃“年夜饭”。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的夫人萧珊,我还记得她在餐桌上对巴金说,“李先生,将来我们要买一架飞机,起名叫‘文生号’”。六十年过去了,她那清脆的嗓音,这时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素来体弱,十四五岁时即得了结核病。到桂林后的第一个春天,又咯血频频而不能工作了。他得知后就找到我工作处要我的一位同事伴同来看我,我还记得那时他对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了”等等。后来那位伴同他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在他们回去的途中走上一条狭窄的旱桥时,他在桥上摔了一跤,幸好那位同志急忙拉了他一把,不然从距地面两三米的桥上摔下去,后果太可怕了。这事曾令我久久地疚歉难安。

1944年初夏,湘桂大撤退的前夕他去了重庆,我则在桂林下了第二次紧急疏散令后去了桂东南的昭平,参加了《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工作。在那里,和“大后方”重庆等地的交通和消息都隔绝了,这样直到抗战结束。那时“沦陷区”已先后收复,大家又纷纷忙于“复员”了,他先我回到了上海。我在广州接到过他发自上海的信,其中说到他在上海埋葬了他的哥哥(指二哥李尧林)。

1946年初我回到了上海,第二年初夏进了解放区。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彼此都忙,往来都不算多。这样地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自那以后,他常来北京出席各种会议或是从北京出国访问等,几乎每次来京他总会约我相晤,在这样的时候,我也常会见到他和一些老友们的欢聚,如曹禺、曹葆华、李健吾、陈荒煤等等,特别是曹禺,也几乎是他每次来京必须晤面的朋友。我和曹禺相识于他的《北京人》初版时,我们常会在一起谈及巴金,“老巴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赞叹道。

我在1956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年接手了《巴金全集》的编辑工作,那时《全集》似已印出三卷了。我经手把它编完了(共14卷),自然是在巴金同志的关注和指点下完成的。

我不想赘述自1958年“拔白旗”而后直到“文革”那些岁月里他的苦难遭遇了,特别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死亡,因为那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七十年代初,我自“干校”返京后,即开始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其间在1973年为了在上海重新排印38年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我曾去上海并和巴金同志多次见面,那时他已自“干校”返沪,萧珊也已去世,楼上的书房还被封着,客室里的书柜还都贴着封条;孩子们全不在身边,和他同住的就只他的两个妹妹。那时他正在校改旧译《处女地》,我看到了他写有密密麻麻小字的校改本。他告诉我今后他的著译未必还能出版,那时他将把这校改本送给国家图书馆。

新版《鲁迅全集》(即81年版,共16卷)出书后,我又参加了《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鲁迅全集》的编注过程中,我就多次感到如鲁迅先生尚健在,那么我们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本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解决,如今则如大海捞针一般,即使“踏破铁鞋”也难以解决以至根本解决不了;在《茅盾全集》的工作中也遇有同样的情形,即使作者去世不久,也同样会使我们感到棘手。

这就使我想到了编《巴金全集》的问题。当作者健在的时候即着手编辑工作,这会有太多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巴金从事创作的时间长,作品多,版本也多,如能在他的直接指点下进行这工作,不仅在选目编排等方面可以听取他的意见,遇有什么难题时也将得以迎刃而解,这样,在时间和质量方面都可得到有力的保证;其次,由我来担任这工作,可以打破作者与编者的界限,遇有什么问题时完全可以“直来直去”,无需任何顾虑,即使提出了十分幼稚的问题,也不必担心他会见笑,这于提高书的质量自然也至关重要。

在向出版社领导提出我的想法并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为这事和巴金同志商谈,那大概是在1983或1984年间,其后我曾多次书面或口头与他商量,他却总以如今纸张缺乏,不少青年作家出书困难,他的书已经印过不少,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已出版了由他编选的十卷本《巴金选集》,那已足够了等种种理由婉言拒绝。

可能是在1984年秋,我因事去上海,一个早上我去看他,自然还打算“旧事重提”。这次他倒是十分痛快:“《全集》的事,你愿意搞就搞吧。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他这样说道。我当然十分高兴,返京后就着手分卷编目等工作;那时我经手的《茅盾全集》已编至第18卷(共40卷,后来我又编了7卷),以后的便交给了别的同志。次年3月,他来京出席政协会议,我去看他时,他把这次带来的解放前出版的他的几十本作品交给了我,从此我就全力以赴地编这个《全集》了;其间遇有什么问题时就及时向他求教,他给我的复信,后来都收入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书简》中了。

《巴金全集》在1994年出齐,共26卷。1995年,在他的同意和帮助下,还开始了《巴金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并在1997年出齐(共10卷)。

应该说,这两套《全集》无论在编、校或其他方面,都倾注了巴金同志的大量心血(特别是后期他还在病中),否则这样顺利地出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当他健在的时候出齐了这两套《全集》,相信他会和我一样地感到欣慰。

两套《全集》都是在巴金同志亲自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这可以视为它们最可贵的优点;自然,由于我的粗疏,它们仍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特别表现于编排设计方面和因各种情形漏收了一些文章及不少书信(这些我们准备作为“补遗”编印出版)。但我想,它们总算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而可由后人去加以改进、提高和使之臻于完善。

我已噜嗦了不少,早就该适可而止了,现在就到此为止吧。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前面已说过的话,我希望他多活,希望他久久地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呼吸,希望他多方面地作为我们精神上的支柱而多活。我知道他的思维能力大体还清晰,那么,愿他和我们一起欢庆他的百岁寿辰吧。

(本文原题《祝贺巴金百年寿辰》,此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我生活,我写作,总离不开朋友,树基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说,我的不少书都有他的心血,特别是我的两个《全集》,他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我没有感谢他,但是我记住了他为我做的一切。——巴金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摘自《巴金书简———致王仰晨》(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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