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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台湾

2003-12-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甲午战争后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在这里设立总督府,实行殖民统治。章太炎是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

经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的介绍,他权且到《台湾日日新报》当记者,到达的次日,报上就刊登报道:

“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号枚叔,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湾,现已入社整顿寓庐矣。”

这家报纸的大老板是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社长叫守屋善兵卫。有日文版,也有中文版,估计章太炎的任务就是填中文的版面,他不用坐班,只在家写写稿子就可以了。章太炎在国内已颇有名气,而且确有真才实学,介绍他来的山根无异于替他们当了一回“猎头”。在汉文化圈内,当时的台湾,当然比不上上海和江浙的繁盛,这一点也许给章太炎的感触特别深。50年前,这里出过一位姚硕甫,是很了不起的知识精英人物,“文章经济,炳然在人”,但现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居然都不知道此人了。有一个本地的据说还是相当拔尖的读书人,来到章太炎的住处借走了《汉书》,还以为他会好好“补”一“补”的,不到三天就送回来了,说是没有兴趣读。

倒是在这里的日本人中还有几个汉文化修养很不错的,其中一位叫馆森鸿,此人早年就研习汉学,对中国的经史很有心得,与章太炎能做对话,而且谈得很相投,这一点委实难得。当然,馆森鸿对章太炎十分敬佩,他写道:“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与余相善。去年冬,载书数车入台疆,乃以文字订交。每相见,辄问难经义,评骘文章,纵谈时事,神王兴至,逸岩激越,投笔起舞,恢哉有国士风。”这二人谈谈文章学问犹好说,“纵谈时事”,想必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基础,竟至于谈得那样投契和尽兴,以至声音激越,手舞足蹈。馆森鸿评论章太炎的文章说:“操守大节,处困厄而不扰,其胸中所郁积发为著作,著作褒然,成一家言。”

他特别肯定章太炎的“操守大节”,这种评价似乎有胜于章太炎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在台北这样一个文化还显荒芜的地方,能有馆森鸿这样的朋友往来,真是“不亦悦乎”。

当然他也惦念着国内的朋友,不停地和他们有书信往来,他关心“《昌言报》久不得睹,果能存此硕果否?”盼望有人给他寄报来看,朋友们办教育的、讲哲学的、钻禅学的,他一概都很想了解,至于党祸是否在加剧,更是为他一直注视着,住在台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并不愿意离开本土,那里有他的位置,有他的事业,他的父老乡亲和朋友,有时想起这一切,心情就会荡起几许苦涩。

或许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也正亡命日本,章太炎在感情上倒和他们拉近了。他到台湾不久,就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现在已很难看到了,但从康有为的回信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

曩(音囊)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也!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康有为:《致枚叔书》,《台湾新新日报》1899年1月13日)

先前,章太炎给康有为写过信,但那时康有为是名震一时、人气正旺的维新派大头头,况且事情又忙,顾不上给这个浙江的年轻学人回信,现在不同了,自己在流亡中,也就格外珍视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来信。章太炎的信上首先应该是表示支持和慰问的拳拳“正议”,当然也还会有若干建议,是不是希望他“驰骋欧美”,以便“兼容并包”,开拓思路?还是说要舍弃改良的方式,另谋一条彻底反抗的路径?康有为毕竟人老姜辣,含含糊糊说了一句“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还很不客气地顶了一句:这事太容易明白了,难道我还不知道(“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不过总体上还是很客气的,用旧式文人书信的套语,将章太炎恭维了一番。应该说,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流产了的维新运动中,章太炎与康有为,无论在名望、地位、作用以及参与的深度等等方面,都不在同一层级上,章太炎虽然也流亡境外,却也并无太大影响,然而,现在他和康有为这样对等通信,交换看法,并得到康如此的称誉,一下就使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了,在客观上,他被这位领袖接纳进了一个受到当时世人瞩目的政治势力的阵营,这件事使他非常之兴奋。

他当即将康有为的来信刊登在报上,还加了一段按语,说自己正在心情“戚戚寡欢”之时,忽然接到康先生的来信,顿时“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章太炎与康有为在古今文学派之争中是宿敌,这一点在“圈子”内许多人都知道,何以现在他对康有为如此“相昵之深”呢?章太炎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就是学术上彼此意见歧异,并不妨碍“行谊政术”上志同道合,历史上这样的事例甚多,比如宋代的叶适与朱熹,该二人在学术上完全对立,势如冰炭,但在朝廷上有人攻诘朱熹“伪学朋党”的时候,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痛斥小人诬罔。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与政见,同个人的道德人品是可以分开的。从反面说,学术上意见似乎一致,而实际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样的人,迟早才是要分道扬镳的。章太炎举过去在湖北张之洞幕府的几个同事如梁鼎芬、王仁俊、朱克柔为例,看起来他和他们学术上都属今文学派,并无界限,实际上根本不是一路人。有一次,他和他们在一起议评康有为的学术见解,他们竟将康先生的政治主张一并加以诋毁,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章太炎和他们激烈争论起来,他的声音那样大,连走廊都震动了,他们惊呆之下,都说你怎么变卦了,章太炎说我并没有变,是你们不懂道理。果不其然,待到变法失败之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当了“缩头乌龟”,或者是“变色龙”,连过去学术上的主张也丢到脑后了,可见做学问的人,不要问意见是否一致,而要看人品是否公道正直。(“或曰,子与工部学问途径固有不同,往者评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新新日报》1899年1月13日)

从这时起,章太炎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一段友好的交往,后来他称之为“与尊清者游”。感情上亲近了,思想上也多少有些接近,他常常寄稿子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看上去他们很像是同一营垒的人。事态变动的过于剧急,加上所处的社会思想环境相对恶劣,都会使他产生一种“迷失”。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一篇《客帝论》,主张清帝自动退位,可以以清帝为“客帝”,借以缓和国内反满情绪,避免被汉族驱逐。另一面,则要以孔子及其后代为中国的正统统治者,举“衍圣公”的后裔为帝。另外还有一篇《藩镇论》,提出应削弱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掌握畿辅地区,其余分五个道,分别由地方封疆大吏掌管,避免列强“挟政府以制九域”。与其国土被外国人瓜分,不如授给自己人。这些意见,不用说现在,即在不久之后,章太炎自己已认识到是颇为荒谬的了,为此他又写了《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编辑自己的文集《?书》时剔出原作不收。他回顾自己这一段思想历程时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与形势远矣。”(《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

这一段自我批评是够严厉的,也许只有章太炎自己,才真切地知道他和那些“尊清者”们之间,骨子里其实还是根本不同,但也多多少少受了他们一些影响,例如,康有为将孔子尊为“素王”,要以孔子为教主之类,他检讨自己当时是立场不坚定,并有“苟且之心”,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多少有些暖昧。在台湾的那些日子里,他确实感受了很大的寂寞,虽然有馆森鸿这样难得的日本好友,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国内政治活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在哪里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同党,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虽然在死保清帝和驱逐清帝这一条上主张相反,但他们都正受到清朝政府顽固派的追杀迫害,在救国的志向与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仅仅这一点已足以使他们能够携起手来。他是一个学者,但他目前已较深地涉入政治的漩涡,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能不更多地投注于现实的政治环境和策略,他不能不以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台湾是他避难之地,但不是久留之地。闲时他也细细考察台湾本地的人情风俗,对于这里的治理建设提出一些建议。这里毕竟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与祖国大陆存在血肉相连的关系,待到祖国独立昌盛之日,一定还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他也踏勘凭吊过当年收复宝岛、率众抗清的郑成功的遗迹,越是在这样的地方,他越是心潮难平,如今这宝岛竟因朝廷腐败无能又落入外人之手,眼看还有大片国土要被虎狼吞噬,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强大?作为汉民族的子孙,自己又如何才能不愧对祖先?

现在日本人是这里的主子,在人家的治下做“二等公民”的滋味,决不好受。章太炎是浙江名士,是汉文化圈中的上层人物,来到这里,日方算是给予了颇为良好的待遇,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个民族意识极强又极敏感的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殖民者的歧视和奴役,必定会带给他更刺心的感受。他在他任职的《台湾日日新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指斥慈禧太后及其走狗的,他将这里作为他的一个阵地坚持战斗,而另一部分,则是矛头指向在台湾的日本殖民者的。他对日本官僚欺压人民、作威作福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台湾本地人民的心声。这家报纸本来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办的,这怎么可以被容忍?于是,社长守屋善兵卫被总督叫去了,总督将刊登有章太炎文章的报纸愤然扔到社长的脚下,问他看过这些文章没有,守屋善兵卫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在办报的方针上,他秉承上峰的一个指示,要尽可能显示出一种言论开放和民主,以缓和本地民众的反抗情绪,延聘章太炎来任职,其实也是为此目的,未承想章太炎会如此肆无忌惮,他就不知道任何开放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被总督大人训得灰头土脸的守屋社长,一回到报社,就命人去叫章太炎来见他,章太炎已经从日本友人那里得知总督对他的文章很不高兴,估计守屋叫他去就为的此事,便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笺,让来人带去,便笺上说,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儿就是趋慕你的权势,你自己到我这里来,才说明你还懂得尊重我们这样的人吗?要来你自己来吧!守屋善兵卫见了,只好气急败坏地跑来,对着章太炎大叫大嚷一通:“真没有想到你这人如此傲慢无理!”

章太炎反唇相讥道:“为什么你叫我去你那儿就不是傲慢无理?请你记住,中国的士大夫是要受到尊重的!”

守屋善兵卫气咻咻地说:“你要不愿意在这里做事,就另请高就吧。”

章太炎道:“走就走,我还正不想在你这儿呆了呢。”

守屋善兵卫一甩手走了,章太炎淡定自若地自言自语道:“什么善兵卫,简直就是恶兵卫,你不讲礼貌,我就走人,何用你赶我走,哼。”

这一场风波之后,章太炎结束了他的台湾之旅。

(摘自《太炎先生》,金宏达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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