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创刊到沈先生退休止，《读书》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风向标”。凡是关心中国的文化思想建设或曰文化思想“问题”者，当时无不关注《读书》，不是想从中大获启发就是想从中发现某种动向。处此风口浪尖，《读书》竟能屡屡“化险为夷”，可见沈先生的“道行”之深。敢于乐于冒险而又不失分寸，虽时时“过火”却又能迅速一一“摆平”，这是他的过人本事。据说，这是他年少时在上海滩“讨生活”和后来在被戏称为“CC俱乐部”的陈翰伯、陈原这二位出版界元老的指教下练就习得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有此功夫，他人可能会“秘不外传”，但不知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传经送宝还是素喜自夸洋洋得意，总之他在“阁楼人语”中都毫无保留地一一道来。由此，我们可以略窥他那“外圆内方”的门径，更重要的是实际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作了具体生动的历史记录。
1979年《读书》创刊号即以“无禁区”一文在那坚冰待破之时喧腾人口，以后大凡域外新思潮新观点都由《读书》率先介绍引进，而中国传统文化、旧式文人和一批五四后产生的被遗忘已久的新式知识分子大抵也是由《读书》首先“发掘”。这种引进与发掘，反映出了社会的变迁、思潮的转变、文化热点的变动和学界焦点的转移。把“阁楼人语”一路读下来，仿佛重温了一遍神州大地这堪称关键的十几年“读书界”的风雨历程。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沈昌文先生与同道一起以《读书》为平台，为中国知识界打造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文化空间”。沈先生不无皮里阳秋地写道：“‘空间’何指？一块广袤无垠的空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文化空间’，要那么大吗？能得到吗？”其实“空间”者，英文sp ace之谓也。在铅字排印的时代，铅字间加的空铅，上海的排字工友直呼之为“司配斯”，最小的“司配斯”是一个老五号字的八分之一。“知识分子所需的‘文化空间’，以中国来比例，大概不会比这多。”所以营造一个这样的文化空间“大概是任何开明的文化政策都是许可的。这‘空间’，不是‘文化殿堂’，亦非‘文化广场’，充其量，‘文化阁楼’而已。让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化阁楼’里研讨、商酌，想来对国计民生不至有害而只能是有益的。”因此他明确表示“很愿意让《读书》成为一个‘文化阁楼’。‘阁楼’即小，所容者自然也少，三四人疯女人疯男人而已！”那些年，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东西南北风，沈先生自有定见，不为所动，一直在这“阁楼”上守望，已成一道令人难忘的“文化风景线”。
沈先生退休后，《读书》由术业有专攻的专家接掌，这兼容并包娓娓而谈的小小“阁楼”终跃升为专家这一学派高谈阔论的宏富“讲堂”。对中国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而言，真不知是应感庆幸还是令人遗憾。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沈昌文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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