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为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的地动仪。本书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印度等文明的科学成就。 |
随着国内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呼声越来越强烈，也随着科学普及实践中对科学的文化方面越来越多的注重，科学史教育已经成为更好地理解科学、更好地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更好地普及科学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也正好印证了几十年前美国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萨顿在提出他的新人文主义时的设想，即以科学史作为联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面向大学生和相当水平的各界人士进行科学史教育时，适用教材的缺乏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里讲的适用一词包括了多重含义，例如，所讲述的科学史内容是否准确，是否是在严肃的科学史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篇幅是否适当，适应于教育需求的节略是否合理，是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了恰当的平衡，是否反映出近些年来国际上科学史研究的最新理念，如此等等。新近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书，按照原作者的说法，是“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科学技术史导论，旨在提供一幅‘全景图’，以满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需要……是一本可以自学的教材”。它大致满足了我们在前面开列的那些要求，因则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在科学史教材出版方面的空缺。
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前，一位名为巴特菲尔德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对科学史的关心，并写出了一本很有影响的科学史名著《近代科学的起源》。虽然那本书因为在写作时采取了与作者本人所反对的辉格史观正好一致的立场，曾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总的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原来作为一般历史学家而非专业科学史家的特殊身份与背景，在书中成功地把科学史结合到一般的历史中去，才使得它同时也受到了广泛的赞扬。类似地，在《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不是要将科学史的写作更加“科学化”，而是要赋予科学史以更强的历史感的努力。在这本科学史中，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外部史，或者说社会史的侧面就有了相当的侧重，强调了科学和技术在其发展中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总之，这本书的人文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从内容上讲，此书叙述的范围从人类的起源一直到20世纪，这也正好是符合科学通史教育的要求。只不过从国内习惯性的需求来看，对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到20世纪部分的叙述过于简单了一些，而在这一阶段，科学和技术的许多进展恰恰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对于作为科学通史的教材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篇幅内，作者对叙述内容的详略做出了这样的取舍，似乎也反映出某种历史学家的谨慎。毕竟，在历史中，更有历史意味的还是那些相对久远而且与我们今天保持了相当时间间隔的事件。这也许倒促使我们思考：我们过于关注那些与今天联系密切的科学和技术的进展，是否是以一种历史感的缺失作为代价？或者说，在历史的学术性和历史普及的现实需求之间，是否应该注意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书的作者身为美国大学中的科学史教授，属标准的职业科学史家，以这种身份来写作面向非专业人士的带有普及性的科学史著作，当然可以对其著作的学术水准有所保证。译者在译后记中专门提到原书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即认为“技术依赖科学乃是一种亘古通今的关系”这种看法是“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作者指出，“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中向前发展”，“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起到基本推动力的作用”。书中像这样与我们习见的说法有所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普及性的著作，但无疑已经吸收了许多科学史界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科学史界，也具有不可小视的参考价值。
此书在结构上，也具有某种与常见的科学通史不同的创新之处。全书共分四编，分别是“从猿到亚历山大”（从人类的起源讲到古希腊），“世界人民的思与行”（主要讲述传统科学史中常被忽视的中国、印度和美洲，这鲜明地表现出与传统的西方中心式的科学史的不同），“欧洲”（从中世纪到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及“美妙的新世界”（从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看到最后一编的总标题，让人联想起赫胥黎那本同名的对基于近代科学的“文明”世界充满忧虑并具有很强批判色彩的科幻名著。由于笔者手边没有原书，为此专门请教了译者王鸣阳先生，得知此编标题的原文果然就是Brave New World，与赫胥黎小说的名字完全一样。在这种相同背后，是否表现了作者的某种隐喻或联想呢？是否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某程度的批判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作者在书中的表达总是反映出某种倾向性的。例如，在第四编的导语中，作者写道：
技术和科学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已经产生出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从来没有过的世界。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也并非那么单一：我们大赞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舒适方便，却又害怕诸如核战争、生物战争或者生态灾难这样的严重后果。思想和制造工具，或者说科学和技术，原本是互不来往，在历史上仅有偶尔的接触，所以，它们结合在一起给予我们的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然而却不够安全的世界。
在正文中，作者还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
在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方面所做的认真细致的工作，动摇了科学原来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科学在探索或者说猜测任何终极真理时，作为一种手段，并非有什么特别优越之处。大多数思想家现在都认为，科学的知识断言是相对的，是有可能出错的，是人产生出来的，而且不是对客观自然界的最终陈述。
类似的说法还有其他一些。从这些叙述来看，笔者对此书作者在写下最后一编的标题时心中可能的联想的猜测，也许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美）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39.5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