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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文化生态里隐居

2003-12-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本周主持:旷新年 发言城市:北 京 目标城市:北 京

北京被宣布为最不适宜于居住的城市,但是,北京的人口却越来越多,很多人在漂流的途中停了下来。据说在北京仅仅职业写手就号称千人,他们像广场鸽一样漂荡在这个城市某一片半虚拟半真实的空间里。尽管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北京实际上是没有中心的,许多外来的移民并没有侨居的感觉,不像在别的城市那样发生强烈的异乡之感。这也难怪,正如京剧其实是外来的一样,长期作为都城的北京是一个超越了地方性的城市,在北京可以吃到全国的家乡菜,可以看到各地的地方戏。

人们谈起北京的时候,经常拿上海来作比较。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王朔在《渴望》中就把他厌恶的人物叫做王沪生,说明两座城市的文化对抗及其不同的文化性格。30年代的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而30年代被称为“文化城”的北平,与其说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是一个大集市。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的空气是古老和悠闲的。日本学者鹤见?辅在《北京的魅力》里写道:“在北京的街上走着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从时间的观念脱离。”这与“出名要早”的张爱玲所在的上海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所描写的骆驼那种气宇轩昂的形态,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缩影和象征,鹤见?辅称赞它是柏拉图式的贵族主义者:“先是骆驼,凡有浏览北京的,定要驻足一回,目送这庄严的后影的罢。那骆驼,昂了头,下颚凹陷似的微微向后,整了步调,悠悠然走来的模样,无论如何,总是动物中的贵族。而且无论在怎样杂沓的隘巷里,只有它,是独拔一头地,冷冷然以流盼俯察下界的光景的。那无关心的,超然的态度,几乎镇静到使人生气。”比起灯红酒绿、欧风美雨的上海来,雄浑的、灰扑扑的北京是单调、古老的,缺少色彩和变化。上个世纪20年代初来到北京的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诉苦:“寂寞呀,寂寞,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尽管北京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都,但是新文化的发祥地却是在上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的,并且后来最终又搬回上海去了。中国现代的新文化其实无一例外地都是“上海宝贝”,无一例外地都是“上海摩登”。上海一直充当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旗手,一直是文化革命的弄潮儿。文化大革命中风云一时的“四人帮”或多或少都与上海有些渊源,即使不全是在上海土生土长,至少也是经过了上海这座熔炉的锻炼。套用两句耳熟能详的歌词:没有大上海,就没有新文化。

北京的城墙早已经拆除了,我来北京十多年了,也从来没有在城里见到过气定神闲的骆驼。北京迅速都市化,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也早已经荡然无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攒电脑的那条路已经变成中关村大街了。我曾经收到一个题为《一位白痴经济学家在清华的演讲》的电子邮件,一位“海归经济学家”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说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生产的东西根本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是商品,不能卖。在北京,“卖”也渐渐成为了公理,商品渐渐成为了神话,凡是不能卖的东西开始变得一文不值。最典型的莫过于与时俱进走在改革开放大路上的北京大学。早在1992年,北大就扒开南墙,商业文明的春风吹彻了校园。今年北大又在非典时期宣布了休克性改革方案,大学被经济学家宣布为十恶不赦的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大学公司化已经成为了浩荡的潮流。学界的气候陡然变换,学术的空间突然陷落。“并购”、“重组”,用金钱打造学术明星和数量化正在成为显著的趋势。

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区别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在工业化生产的今天,北京使人觉得是一座没有生产力的城市。去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来北京的时候说:北京培养人才是一个一个的,上海培养人才是一打一打的。在上海,不论是“人文精神讨论”,还是“身体写作”,都是有声有势,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而北京则似乎是一座散漫、平淡、缺乏戏剧性和高潮的城市。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然而,令人奇怪的却是,名人到了北京也暗淡了。像莫言、余华等能够威震一方的作家在北京并不一定成为地标。一位名人到了北京,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一样。波澜不兴,使人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据一位朋友说,一位从上海调来北京的学者感叹:北京真大。他形容北大可以藏下一个师,清华可以藏下一个军。今年11月份,两个剧院同时演出两位不同的导演的同名话剧《赵氏孤儿》,同一座城市在同一时间演出同名话剧,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北京既有“主旋律”,也有“下半身写作”,既可以“抵抗投降”,也可以“躲避崇高”,既有《图兰朵》,也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有《私人生活》,也可以“哇塞”,也可以“酷”。城市的中心正在消失,北京有各种各样的小气候,有各种各样的小地理,没有真正的主旋律。北京的学者文人往往都是独来独往的,群龙无首,大不类于一般的群居动物。北京是混沌的,好像一座原始森林,各种各样的物种似乎漫无目的地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凋落。在北京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文化生态。上个世纪末北大附近所谓的圆明园画家村曾经居住着一批已经成名和还没有成名的画家、一批入流和不入流的作家、诗人,以及鱼龙混杂的畸人异士。不论什么样的畸人异士,在北京这样的背景下都不再有突兀之感。也许北京的大和深会令人觉得气馁。归根到底,北京不是弄潮的地方,北京不过是最好的隐居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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