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老人在北平姚家胡同
自幼随家中堂兄、堂姊称祖父为公公；1929年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从钱稻孙伯父家租赁了北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这座新旧合璧的平房约十多间，带有大小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是公公决定北上养老的意愿后准备供老人居住之所，我落地后就住在这里。
据9岁前的记忆，不宽的姚家胡同平日行人及车辆稀少，3号院两扇黑色院门并不亮堂，推开大门左边是门房，紧挨着有块刚放得下一辆人力车的空间再往左转入正院子，坐北朝南一排玻璃窗框的长廊连着堂屋，光线挺好，堂屋正中凹进去一块空间供奉祖先。公公来到后就在堂屋东侧主卧室内起居，那时衡恪大伯已过世，西侧主卧室由居孀的大伯母领着堂兄封猷六哥居住，六哥比我大6岁，常带我和小彭妹玩耍；父母亲和我们姊妹总住在东侧跨院两间屋内；绕过跨院厢房通向小菜园。西边跨院子除厨房外，屋内住的主人不固定，印象最深的是堂兄封雄三哥当时作为随军记者从绥远抗日前线回来，在纸糊的墙上画满了战地情景，如身着军衣的士兵多种姿势手持步枪注视前方，孩提时的我看了也深受感染。
在我4岁开始记事的那年秋天，父亲因授课不能离开，由母亲带着我乘火车到南京迎接年过八旬的祖父北上；出远门带上不懂事的小孩显然增添不少麻烦，以后才懂得是父母让我去见世面，长见识。火车经轮渡过江后到达南京时任兵工署长的俞大维姑父、新午姑母家中。先拜见老人，见过祖父及俞家三舅公（明颐老人）、三舅婆（心杏老人）三位祖辈，后是家中伯父母、姑母等长辈，也见到堂姊，表兄弟等真是好大一家人。
客住南京的新鲜日子不久过去，回程上火车当天家中多人来送公公远行，公公乘坐的车厢为四人间，床位在下铺，堂兄封怀二哥在上铺专门照顾，到车上才见公公对面下铺的乘客是一位姑父母旧识，曾留学德国的医师，由于老人患有小便不畅之症（以后才知是前列腺肥大），担心万一旅途中解便困难如何是好？我见姑父母重重拜托了这位大夫，长辈们才放心离去。那是我首次想到当一名医生真好！车行到晚间母亲带我仍回到二等车厢去休息。
公公平安到达后住进姚家胡同，大伯母及封猷六哥常住于此伺奉老人；平日父母带我和小彭妹住在西郊清华园寓所，逢周末及寒暑假均乘车进城与祖父团聚，记得老人到后不久我家在姚家胡同及清华园西院36号两处寓所都安装了挂墙上的电话，常听到父母与大伯母通话，内容多为祖父的饮食起居状况。自从老人来到姚家胡同，不断有亲属远道而来省亲。有住在南京的新午九姑带上方济表弟、五伯父隆恪和五伯母带小从堂姊来自江西，暑假中在武汉的登恪八叔婶等均曾来探望公公，也常见到住在本城的封可大堂兄和俞大纯大表伯父母、小表姑等，总之姚家胡同家里挺热闹，大家和和气气围绕在公公膝下。
那时公公的生活较有规律，上午多在堂屋玻璃窗走廊里看书、报，有时为友人写字，多由大伯母和母亲研墨铺纸，我和小彭妹喜在侧观看，老人也曾给孙辈题字用以刻在铜墨盒上。祖父阅览的线装书孩子自然不懂，但看报后常愿和家人谈谈，印象很深的是嘱咐家人别忘了把白天放在室内的盆栽绿色花草夜间端到室外去，听大人们暗下说老人家看报还留心吸收新知识呢！
孩子们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全家陪祖父出游，有家人从南方来探亲时公公兴致尤高，阖家老小多次去北海公园游玩，那里茶馆中有特棒的小窝窝头，使我多年回味。最远的一次是熊希龄爷爷和毛彦文婆婆接祖父去参观香山慈幼院，我也跟着前往，难忘的不仅是大群漂亮的金鱼在池里游动，更头一回见到好多可爱的小娃娃聚在一起挺高兴的样子，可那时的我怎会想到他们的父母在何方？
北方冬日常常是冰雪世界，过年时节全家供奉祖先后吃团年饭，公公面前总放一盘火腿，这时老人的牙齿已不大能咬硬食物，以后我想不知是否与我未曾谋面的祖母俞明诗老人原籍浙江绍兴所留下习惯有关呢？公公在北方过大年时，会有亲友来家向老人贺岁，可年迈久居南方的祖父唯独非要亲自出门去给一位“陈师傅”拜年，数九寒天只得穿戴严实由家人陪同前往；当年我有些奇怪，哪里知道祖父是坚持向陈宝琛老人执弟子礼。
1937年春末，三妹出世，祖父挺高兴，给她起名叫“美延”，我们三姊妹中仅有她是公公亲自起的名字；母亲带着婴儿从医院回到姚家胡同，仍住在祖父卧室靠东侧的房间内，婴儿总免不了啼哭，祖父听到后常慈祥地说“毛毛哭了，去看看要不要抱一下”，我是常被差遣跑去的首选人，说明那时公公虽已届85岁高龄，听力视力均不差。
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家中气氛郁闷下来；时已放暑假，母亲和我们三姊妹均在姚家胡同，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八叔和八婶带着周岁的星照堂弟也已抵达，可是父亲只身留在清华园内。城内隐约可听到炮声，一度与清华园交通阻隔，家人担心父亲安危，祖父与母亲尤甚。好不容易父亲得以回来，但他的文稿及书籍均留在清华园寓所，非常焦急，后来只好租了一辆小汽车由正在念大学且动作利索的封雄三哥前去把书桌内文稿及常用书籍抢了部分回来。
公公在北平沦陷后情绪日益低落，卧床不起，家人自然着急，仍请往日熟识的西医大夫来家诊治，那段日子封可大堂兄几乎每天来探视，他总是面容严肃愁苦，直到祖父病榻前；俞家大表伯父也常来，他走到老人卧室门口就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天又打了胜仗……”以后老人也感到这是哄他多进点饮食之举，体质极衰弱时仍询问外界战事；几十年后我作为一名医生目睹并领会有的老年患者对生活失去信心，不愿拖累家人而拒食拒药的心境。祖父在85岁高龄于9月14日逝世。我清楚地记得，祖父咽气时全家均跪在老人床旁送别；父亲一辈在最前面，我和小彭安排在最后，已靠近卧室门口。因五伯父隆恪、七叔父方恪尚未到达，丧事先由父亲主持。全家大小一律穿黑布孝衣，棺木停在供奉祖先位置，当有亲友来吊唁时，后辈分男左女右在白布帘内还礼，左侧由父亲及八叔跪在前，紧后是几位堂兄，女眷最前面是大伯母，我和小彭在母亲及八婶之后跟着大人跪拜或鞠躬，堂屋外扎着白色纸花，未请僧侣念经。
可是在南方的隆恪五伯父，方恪七叔父迟迟未到，家中挺着急，不知何故？后方打听到因铁路中断，他们由上海乘海轮北上，途中有一名旅客急病吐泻而死亡，由于害怕是传染病不准轮船靠岸，经长达月余检疫，始得登陆，伏天里兄弟二人本已悲痛，又意外困在舟中多日，赶到祖父灵前时面容黑瘦，须发又长。停灵期间因我不生“漆痱子”，常靠近看着漆匠师傅用黑褐色刺鼻的生漆一遍遍涂在棺木上，我也被允许参加由大伯母带领折纸元宝的事，逢“七”晚上在院子内焚烧。
在全家因国事、家事心情十分沉重之时，父亲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只得住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嘱及时入院手术，不可延误；30年代我国这类手术属眼科较复杂之症，父母考虑再三，若接受手术治疗虽右眼有恢复视力的希望但需旷日长久，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在北平久留恐会遭到不测，最后决心放弃入院治疗，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校址。
祖父灵前，父辈四兄弟共议祖父身后事如编撰遗著等等；公公丧后刚“七七”尚未出殡，父母携带我们姊妹踏上逃难的旅程。多年后六堂兄告诉我祖父出殡时由五伯父主持，家人改穿麻布孝服，请了僧侣诵经开道等。
光阴荏苒，家中当时在侧长辈、同辈已多分隔在阴阳两界，儿时我只知道公公在大家庭中极受尊敬，毫不清楚祖父的思想品格、民族气节和他的诗文等在我国文化领域中的贡献；自己年老后感到应记下围绕祖父晚年生活及身后片段，盼能为将江西庐山的祖父故居松门别墅，建成陈三立陈列馆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