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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2005-01-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思想启蒙训练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要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变为执政党自觉的行动,需要对执政党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思想启蒙训练,培育科学、民主和法治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就格外关注对共产党人的“思想训练”和“民主精

神”的培养。他曾说:“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我们与经过民主革命及几十年民主训练的欧美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一个官僚。所以――民主精神很必要,在我们党内也必要。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教育全党,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人要善于学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成功的经验和具体的“制度”。他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很有意义。(《学习时报》第267期侯且岸文)

当前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四个误区

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明显存在着四个误区:误区之一是重述介轻对话。这主要表现为,到目前为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翻译和介绍,很少见就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见解的成果。误区之二是求“新”心切。所谓“新”,是指对西方学者及其著作的不断抢先介绍,以维持其学术价值。这种求“新”是重述介式研究所导致的结果,它容易使人养成浮躁心理与玩弄辞藻的习惯。误区之三是缺乏批判意识。误区之四是在研究旨趣上重宏观轻微观。主要表现为在内容上偏爱本体论与宏观认识论,对方法论与微观认识论则相对忽视;在对象的所在区域上偏爱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对英美的分析哲学则相对忽视;在类型上偏爱人文哲学,对科学哲学则相对忽视。(《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潘明德文)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

传统观念认为,诸葛亮择主是“兴汉续统”,但从历史实际看实非如此。诸葛亮出山,投奔刘备,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拥刘反曹,“兴复汉室”。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为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诸葛亮又运用巧妙的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东岳论丛》2004年第五期朱子彦文)

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时,由于儒家的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的遮蔽,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客观历史的情形并非如此简单。法家主张的“法治”并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是有“法治”而无“法制”,是君王一人的“法治”,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夏伟东文)

海德格尔思想的佛学因缘

对海德格尔与佛家思想的关系做一个尝试性探讨,目的并不在于对海德格尔思想作发生学意义上的考证,而是更多偏重于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的一些基本思想。因此,核心问题毋宁说在于:海德格尔思想与佛教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他所承认的那种“深藏的亲缘关系”以及他所指出的那种“深层对话”可能性。探讨的结果表明,海德格尔在与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的相遇中所表达的误解多于理解,但在开启西方与远东之间对话上,海德格尔的确比其他任何欧洲哲学家都做得更多。(《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倪梁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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