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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大学文学教育

2005-01-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粗花呢的文化政治(选自《文化研究导论》第244页插图)

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

将自己的研究视野落到文化研究上或者把文化研究的视野应用于自己的领域,以便及时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或为自己的学科注入活力。早在1990年就有关于文化研究的专门学术会议在大连召开,近年来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更是越来越多,而且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会议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引向文化研究主题。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也已越来越多,并从基本理论的介绍逐渐深入到对于中国具体现实的个案研究。《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在中国已经创办,丛书正在一套一套地推出。文化研究网站也成为点击率较高的学术网站之一。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必要再为文化研究进行一般性的引介了,中国学术界对它已经并不陌生。

但是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虽然青年学者,尤其是中国数量巨大的文科研究生特别热衷于文化研究,但却少有学校开设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似乎还很难进入大学校园,将其引入教学当中、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的高等院校还为数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教材更是罕见。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可以说,文化研究在大学的体制中仍然是“妾身未分明”,我们无法在大学的课程体制中找到“文化研究”的位置。这反映出了大学体制、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社会需求、与学院外的知识生产的某种脱节。

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并且有强烈的反学科化倾向(有人说它激活了许多学科,但是本身却拒绝成学科),但是,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文化研究最初恰恰诞生于大学。这可能有那么一点反讽色彩,但也表明现代知识人反学科的努力常常也滋生于大学。在大学业已成为知识生产最重要场域的今天,我们所能够期望的与其说是大学外的反学科体制力量,不如说是大学内部的这种力量。如果大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自反性的知识生产场域,这样的期望并不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我们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脱离现实而死守学科教条的倾向是多么严重,也就能够理解文化研究进入大学课堂是多么迫切。熟悉当代中国文艺界现状的人都不难看到,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艺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比如:文艺活动的日益深刻地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由于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文化工业、影像工业、身体产业等的兴起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艺术消费方式与消费目的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与日常生活化;新的知识分子/文人类型、新的文化与艺术的从业人员以及“新媒介人”阶层;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如出版社、画廊、音乐厅、博物馆等)的种类与性质的变化,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机构(如图书出版工作室、唱片公司、影视剧制作中心)的出现。这种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出版机构正在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对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影响深远。

这一切都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场域的整体转型,它甚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却没有能够对这些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给予及时而有力的回应。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不加反思的。

我以为文化研究在大学学科体制外的兴起,并赢得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青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及时地、比文学研究更好地回应了迅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知识生产的要求、对陈旧的学科体制的挑战。文化研究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对于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跨学科的、灵活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其方法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由于教科书是大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环节,所以,文化研究进入大学恐怕还是应该从教科书开始。没有教科书一切无从谈起。但是由国人自己编写文化研究的教科书似乎时机尚不成熟。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尚不到理论总结的时候;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的文化研究,我们的总结肯定不如西方学者自己的总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翻译一部合适的西方人编写的文化研究教科书至少在目前是明智的选择。

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人撰写的《文化研究导论》似乎就是这样一部比较合适的教科书。它系统介绍了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概念、代表人物和重要的流派、思想等,覆盖了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面,为当今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幅关于研究文化的完整的地形图。不仅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教材的空白,而且无论从问题的梳理、知识点的整合,还是从章节的设置、体例的编排来说,都是一种崭新的教材形态。

作为一本文化研究的导论性著作,本书没有让读者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而是在对文化的含义做出界定的基础上,对其所引发的问题,诸如交流与表征、语言与意义、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等进行逻辑加历史的梳理,又从阶级、种族、性别的层面出发,将文化与地域、文化与时间、政治与文化、身体与文化以及青年亚文化、视觉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作为独立的主题加以研究。作为一本为教学而写的书,该书包含了文化研究的核心层面的问题,为各个学科,包括文化研究、英语、地理学、社会学、社会研究、传播学、媒介研究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清晰而易于理解的系统而开放的知识体系。此外,该书体现出极为强烈的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的问题意识。作为一本教材,它更为倾向于突出知识的开放性,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而不着眼于对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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