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少女》
赵武平，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主持出版《奥斯卡・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读译文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丛书。
马上能答出来的人怕不多：他俩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是1966年的得主，另一个几个月前才金榜题名；耶利内克明显名气更大，原因当然不是她的《死亡与少女》比阿格农的《一个简单的故事》更迷人。比较一组剧本和一个长篇小说的高下，谁会这么糊涂？
耶利内克的作品，看过校样的上海话剧中心朋友说，是很难搬上舞台的实验剧本。剧中元素有的是陌生、疏远和荒诞，有点儿像新版的《等待戈多》，但交替演绎的却是独白剧、独幕剧和多幕剧，刺眼的色情、血腥和残暴色彩点缀其间；常见的戏剧设计，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大胆妈妈》中那些亲切、熟悉和激烈气氛，耶利内克大概不喜欢，也就存心回避。人们知道，她追摹的一个理想目标，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
《死亡与少女》是非传统的，或者是非戏剧的，说它是对话或者独白式的遐想录也许更准确；习见的散文，往往出自第一人称之口，而《死亡与少女》的表述所用不止一个人称，―――“你”、“我”和“他”都派上了用场。这个戏剧集有说教的味道，但说理的架势不道貌岸然，她用的是调侃或者正话反说的手段；也许，不妨说这是借戏剧的躯体再生的女权主义者宣言：“我写的是色情文学的相反。色情文学让人误以为到处都有可欲之物，但我的文学则戳破这一切，掀开虚构的地下只是要骗女人上钩而已。反正，女性一直是色情文学的对象，男人注视女人，几乎能用凝视穿透女人的身体。”
耶利内克的这段话，和封底上的另一段文字印在一起：“我不同男人斗争，而是同女人的制度斗争。这种制度判定女人的价值，凭借的是女人年轻的体貌，而不是女人的作为。”
借并不浅白的剧本阐释一种并不普及的理论或主义，于作者来说是挑战，于读者来言也不啻为智力考验。没人会因为剧作的短小，对话或独白的平淡，断言耶利内克的戏是简单和幼稚的。阅读她会受到鼓励，会禁不住自问：促使她写出如此背离常规作品的内因究竟何在？
他不是戏剧家，所以想从阿格农的小说找戏剧性的人和事，如同想在他1939年出版的《一个简单的故事》里发现深奥的道理，都比较难办到。他是个说故事的人，不过是会把故事说得你哑然而笑而他却依然不动声色的那种人；他的故事不复杂：暗恋贫贱女佣的青年，应命迎娶邻村富家女郎，旧情难释以致积病成痴。骤眼望去，看不出他的文字有什么华丽的颜色，对话也平稳恬淡仿佛是说家长里短；故事情节好似平铺直叙，没有什么伏笔、高潮和尾声，自自然然缕述成篇，一切尽在其中―――宗教（日常犹太教规和礼俗的循环往复）、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隐现）和社会（小镇居民的小悲小喜）。不能说这个简单故事就说明什么道理，但用一个简单故事却凝固了一个20世纪之初奥匈帝国某个村镇活灵活现的人情世故；读者在简单中见证了复杂，没有理由不佩服阿格农小说手腕的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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