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
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体系要以文化传统为基质，离开这个基质，中国文论（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将失去母体而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惟其如此，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是重建的前提和要件。另一方面，任何体系的“重建”都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加入新的因子；但这些新因子的加入又并非为实现简单的新旧混合、拼接，而是使传统与新变相互沟通、撞击、融会；同时，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还须将这些通过交互、对话而激活的文化因子重新整合。
《意义》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论述的：在导言中，作者指出：要实现古今文论的“对话”，首先要遵循历史优先原则，即充分尊重古代文论资源在“古今对话”中的主体性，回复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原生面貌。
所以，没有急于堂皇的“理论建构”，而是扎扎实实从古代文论史料出发，理清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性格―――这正是历史优先原则的体现，它为实现中西文论的贯通、进而探索建立现代中国文论体系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近代文论进行贯通性的阐释，则充分体现了对话原则。作者对中西文论的贯通和疏凿，并非简单的对照、比附，而是在充分尊重双方主体性和特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对话”。例如，将庄子“虚静”与“物化”说的把握与英国学者布洛（EdwardBul鄄lough）“心理距离”学说、西方文论“移情”说相比照，在注意到中西文论的相通之处时，更充分地注意到了二者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性―――庄子的虚静说和物化说是“胸次”理论，强调注重平日修养的积淀；而在西方，这两种学说则属于“注意”理论，都反映出其文化本质特征中突出的一面―――这就通过文论的参照研究，凸显了双方的文化性格和自家面相。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历来备受关注，然而，论之者虽众，但能突破“古代”这一时限的却并不多见；作者则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这一命题所反映的情感快适度问题。在论析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时候，作者对比了西方“接受美学”的某些观点。对李贽的“童心说”，作者则不仅对其丰富的审美内涵进行详细的阐释，而且通过与马斯洛“第二次天真”说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比较来发掘出其当下意义。精要的选择和得当的方法，使古代文论的当下意义得到了充分的凸现，并最终实现“古/今”和“中/西”两个维度上的对话。
时下的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一些传统文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专著，往往超然于现实之外，不食人间烟火地为理论而理论、为传统而传统。《意义》则与此截然相反。该书力避“纯学术”对现实的冷漠，除在学理进行孜孜以求的探索外，还把关注点投向了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杂质―――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评析上。作者指出：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是现代经济高速发展与深度文化支持相脱节的产物，商业广告幽灵般的穿透力，高精密、数码化操作对人的“似纵实擒”，核武器造成的战争之外的严重心理阴影……作者在行文中表露出的忧虑让我们感到亲切。这表明作者自己正是人文关怀、担当精神等优良传统的秉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