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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在远方”

2005-01-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漫步莫斯科书市,谢尔盖・多甫拉托夫这个名字常常映入眼帘。无论是随身携带的小册子,还是精装的大部头文集,各种版本令人应接不暇。这让我猛然想起曾经来我国访问的俄罗斯著名文艺美学家鲍列夫所说的话。当被问及谁是当代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好奇心驱使我买下了其
中的一本小书。

初读多甫拉托夫的小说,那朴素到几乎毫无美饰的语言,平淡到近似家长里短的情节,简直都令我怀疑俄罗斯人的鉴赏力了。可是时隔一个月,当我再次灯下展卷的时候,却被一种莫名的引力牵着,不知不觉就读完了整本书。我突然发现他的小说是那么引人入胜、意味深长。正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向你讲述自己的平生故事,用的却是极其平缓、轻松自然的语调,仿佛一切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这到底是怎样一位作家呢?

其实,要了解多甫拉托夫的生平并不难。因为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他的小说毫无保留地记载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及精神和创作历程。谢尔盖・多纳托维奇・多甫拉托夫1941年9月3日生于乌法市,母亲是亚美尼亚人,父亲是犹太人。出生时父母认为亚美尼亚的身份对他有利,于是就在出生证上把他登记为亚美尼亚人。后来在被迫离开祖国时,他又将自己改为犹太人。关于自己的民族归属问题,作家曾进行过长久的思考。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我属于哪个民族……我在职业上属于俄罗斯人。”虽然多甫拉托夫终其一生都不属于任何机构和团体,但他确信,在他的背后是俄罗斯文化。

1945年,多甫拉托夫举家迁往列宁格勒居住。他在大学语文系学习了三年之后应征入伍。整个服役期间他都是在罪犯集中营里做看守。复员后他在一家厂报工作。但他的所为显然与“停滞”时期的政策不符。为了躲避与当局的尖锐冲突,他去了爱沙尼亚,在《苏维埃爱沙尼亚》报做了三年记者。回到列宁格勒后,作家的东西依然难以发表―――虽然无论他把自己的小说带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赞美。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为了谋生,他做过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在普希金文物保护区、普希金山别列金诺村当导游。多甫拉托夫因1976年在美国《大陆》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被开除出苏联记者协会,1978年他在克格勃的压力下去了美国。

在侨居的12年中,多甫拉托夫出版了12本俄语著作,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三浪潮”的重要代表。这位在祖国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在侨居地迅速拥有了很高的声望。他的作品被译成德语、丹麦语、瑞典语、芬兰语和日语。他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纽约人》上发表作品(在此之前俄罗斯人中只有纳博科夫在这上面发表过东西),也获得过美国的文学大奖。但是生前一直没有等到自己的作品在祖国出版。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突发心脏病在纽约去世。在作家诞辰50周年之际,俄罗斯出版了他的早期作品《箱子》、《区域》等。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他的小说集以及关于他的回忆录和文章。从那时起作家才开始在祖国受到承认并声名日长。

多甫拉托夫小说的自传性早在他20世纪60 70年代未得到出版的小说中就已表现出来。他的“命运”之书是按照编年体的顺序组成的:《区域》(1982)―――军队服役生活,《妥协》(1981)―――记者生涯,《文物保护区》(1983)―――导游生活,《手艺》、《箱子》(1986)、《外国女人》(1986)、《分店》(1989)―――离开祖国及侨民生活。这些作品都建立在一个和作者性情相貌一样的主人公的命运事实上,连成了作者的“命运线”。里面忏悔性地公开了自己的立场、对俄罗斯文学的迷恋与酷爱,回顾了自己怎样竭尽全力要留在家乡―――“与普希金在一起”,但又违背意愿而被迫侨居他乡的前前后后。小说题目看似顺手拈来,实则意味无穷。在《绸衬衣》中,由一件出国前妻子为自己购得的衬衣,引出对自己婚姻历程的全部追忆,风趣而又满怀深情地揭示了妻子那种俄罗斯女性身上特有的美好与坚毅。文中写道:“女人能为一个俄罗斯作家做三件事。她可以养活他。她可以真心相信他的天才。最后一件:别打扰他。顺便说一句,这第三件并不排斥第一件和第二件。”多甫拉托夫创造的正是这种独特准确、言简意赅的警句型语言,其中罕见的朴素渗透着深刻的忧伤,含蓄的幽默浸满人生的凄凉。他在《手艺》里说:“我的祖国在远方。”评论家认为多甫拉托夫是那个被遗忘了的世界的记录者,“多甫拉托夫永远是我们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我们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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