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摄于1932年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在上海闸北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
东方图书馆前身，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1924年春扩建为“东方图书馆”。经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经营，至1931年底，该馆馆藏中文书268000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片5000余张，中国古画10余轴。馆藏善本皆为稀世之宝，如：旧四部（经、史、子、集）各种版本（宋、元、明、清、抄本、批校本、稿本、杂本）总计2745种、35083册;全国22省地方志2641种、25682册 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 。当时全国地方志应有2081种,东方图书馆藏有1753种,占总数的84%。“故其庋藏,良椠甚多,海内除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外,殆无与为匹焉。”（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序》，载《地学杂志》1932年第1期）另“有十五世纪前，所印之西洋古籍图照五千余种，内有罗马教皇凡的康所藏明末唐王、太后、太子及司礼太监皈依天主教皇之影片”（《申报》1934年2月6日）。“又，荷兰出版之《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之《学报》、德国出版已达百年之《理比希化学杂志》，公元1832年香港出版之《中国汇报》以及《爱丁堡评论》等，殆为远东孤本。国内杂志，则有《外交报》、《新民丛报》、《国闻周报》全份。”（陈万鼐：《中日战争图书劫》，载《故宫文物月刊》5卷4期，1987年7月）。
以上“亚东唯一之文化宝藏”，“全部被毁于日军炮火之下，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申报》1934年2月6日）。
这场浩劫，除了东方图书馆及同济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等处所藏典籍各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外，藏之于私宅的典籍也在劫难逃。如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刘士木，“或搜自外国，或得之南洋”的“海内孤籍或宋椠善本”，“尽付祖龙一炬”（《申报》1932年6月6日）。
当时寓居在江湾水电路的易培基，更是惨遭劫难。易氏本湘省大儒，书香世家，入民国后历任教育部部长、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易氏平生极爱古籍、金石、书画，几十年间，搜罗极为丰富，并在江湾建有别墅及藏书楼。“一・二八”事变爆发，易氏仓促间仅携带少量书籍外逃。3月1日午后，日军占踞江湾后，“即有日兵率便衣队数十人侵入该宅放火，并焚易宅弄堂房屋十栋，总计居宅及藏书等项，损失约值十余万两”。
日军侵华之罪恶行，真是罄竹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