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中，“人口”这个名词，似乎总与“多”这个形容词密不可分。当我们打开电视，看到的是草场和山地因过度放牧导致的退化，淡水资源稀缺，各类能源告急。所有这一切，都在惯常的语境下被归结为由人多所带来
1945年，一位美国当时最著名的
“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其实是没错的。如果失去控制，它对环境的破坏力无与伦比，但朝向理性的方向时，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崛起先后验证了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目前仅有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呈良性发展。移民政策有助于对人口结构的调整，使它能比其他国家更晚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做好更充分的准备。然而，在仍然大力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却似乎并未对2015年左右就将开始枯竭的劳动力来源给予足够的认识。人为加速的老龄化社会将至，谁来为我们的未来买单？
“新人口论”的悲哀
人口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人口”问题。太多的时候，它夹杂并体现着政治需要。比如，《高卢战记》里就提到，罗马元老院故意不统计奴隶的数目，以免奴隶知道自己的人数远远超出统治者后，敢于掀起叛乱。
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名为《人口论》的书。在书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品却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所以要避免恶性循环，必须节制生育。这本书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 达尔文因此想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而在150年后的中国，一个名叫马寅初的知识分子，因此经受了长达十余年的不公正批判。
马寅初生于1882年。1957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时，他75岁。如今，许多人提到马寅初，自然而然想到的衔头是“人口学家”。但实际上，马寅初一辈子都在和经济学打交道，对于人口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并不十分在行。作为大会发言稿而非学术论文的《新人口论》，根据的是马寅初的几次视察见闻和报章数据，细读之下，你能感到一个“微躯敢一言”的老者的忱忱之心、切切之意，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
马寅初认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需要控制的依据，是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共有人口601938035人。根据他对当时国内情况的了解，马寅初认为，人口增殖率在20‰以上，50年后将达到16亿。
在当时的马寅初看来，16亿是个绝对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的庞大数目。作为计划经济倡导者的马寅初认为，6亿人口带来安插问题已经令政府捉襟见肘，而且，要增加资金积累，提高国民收入，必须降低消费，发展重工业，不让中小型工业拖慢高速工业化的进程。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钥匙，就是控制人口。
其实，马寅初并不是新中国第一个关注人口问题的人。早在1954年，他的绍兴老乡邵力子就在大力倡导计划生育，提倡避孕。是在1955年春邵力子与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拜访马寅初之后，他才立意撰写《新人口论》。在国民党时期就因敢说话而被关进监狱的马寅初向有“大炮”之称，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回的这一炮，打向的领域，太敏感了。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内先后掀起两次批判马寅初的高潮。“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成为他的主要罪名。年近80的马寅初虽然“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不正确？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行为包括四种，分别是生育行为、死亡行为、迁移行为和社会行为。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结构问题。很显然，马寅初并没有将人的迁移、职业和阶层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构成问题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内。这里面，有知识层面的原因，也有时代局限的原因。
在当时，人的自发流动是几乎完全被禁止的，而阶级阶层更是敏感得不能再敏感的话题。然而，缺乏对这几种因素的考察，必然使得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存在先天的缺陷。对于他来说，生产关系是不能变的，只能在生产力上动脑筋。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在人口问题变得最尖锐的几个阶段―――6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时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返城就业危机、90年代初的工人下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多，而在于计划失灵，无法调控。在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壁垒之后，现在人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相反，中国目前高速的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数目庞大的青壮年劳动力人群，而这些人，恰好与坊间流传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中的三亿人基本重合。
马寅初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保存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我们看到，他说过，“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果现在继续宣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这定会危害国家安全”。在当时，马寅初不会想到，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而批判他的人，谁又敢于指出这一点呢？在13亿人的今天讨论人口问题，不能太多地依赖假设，就像我们谁都不希望传统的战争、疫病会再度成为调节人口的杠杆。然而，对于新杠杆的科学性，是否也应该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再度加以审视呢？无疑，当年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全然错误的，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今天对马寅初的尊奉，是否又是正确的呢？只重视人口数量不重视人口结构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为未来埋下了重重隐患。在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后，我们一提起中国的人口学，仍然要言必称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哀？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5 01 21，作者鲁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