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

穆青是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20世纪新闻史的写照与奇迹。《穆青传》在获取大量翔实的史料、

1974年，中国的进步与反动两种政治力量进入激烈交锋的时刻。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先进的主流力量，重申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翌年，国务院在全国各行业开始了恢复经济秩序的全面整顿。而与此同时，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加紧抢班夺权，大批“唯生产力论”，矛头直指周恩来。

重新登台工作的穆青，没有改变他的一丝一毫，包括他的信念，他的品格，乃至他的性情。

这年春天，他派出国内部的李峰、章墨渊，与黑龙江分社记者一道，奔赴大庆油田，采写了长篇通讯《大庆油田的新会战》。稿子着力体现了“发展经济”的思想。《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

接下来，穆青又主持了经济建设成就的调研采访，最后产生出以郭超人《驯水记》为代表的一批重要报道，再为国民经济发展叫好。

这期间被“四人帮”吹捧成“反潮流战士”的张铁生正喧闹一时，上面有人指定要新华社给予大力报道。穆青不予理睬，他说：“我不报道他这个‘反潮流战士’，也是反潮流！”

有人拿来小学生黄帅造老师反的稿子，穆青一语枪毙：“我们不发这些东西！”

这时候的穆青更为坚定成熟。他知道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与挣扎之中，他十分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1975年，是中国极为艰难的一年。周总理病情日益严重。经毛主席提名，这一年1月，邓小平先后出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革命魄力和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抓生产，抓整顿。这是“四人帮”一伙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竭力疯狂地阻挠和抵制邓小平在各个领域所做的整顿工作。

9月15日，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要邓小平去主持。出人意料，江青先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来到大寨。她骑着马，穿一身灰色制服，学着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头上缠着一条白羊肚毛巾，在虎头山上挥锄刨地，装模作样，极尽丑态。

北京新华社总编室的发稿人，这几天个个都窝着一肚子气。会议开幕那一天，前方记者报告，江青在开幕式上乱插话，干扰会议正常进行。而江青的文秘班子草拟的消息中却说“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拿到这篇消息，朱穆之表情沉郁，说：“送姚文元。”

不日，前方又传来一张江青、陈永贵两人头扎白毛巾、抡着镢头挖防空洞的照片，要求播发。

拿着这张被大家嘲讽为“兄妹开荒”的照片，朱穆之再次冷冷地说：“送姚文元。”

9月17日、18日两天，江青在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私自召集文艺界人士和一些记者约100多人吃饭。席间，她发表讲话：“毛主席发表评《水浒》的讲话，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针对前不久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江青大耍政治流氓手段，尖声尖气地背诵起北宋年间爱国诗人张元干写的一首《贺新郎》。

当天晚上，参加会议的记者再次从大寨打回电话，如实汇报了发生在大寨的情况。穆青一听，大为震惊。江青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发难吗？

第二天，穆青立即派国内部记者再去大寨了解情况，并让他们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录音稿火速送回。

三天后，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听取从大寨回来的记者汇报。汇报完毕，全场鸦雀无声。

最终穆青打破沉默：“这个事应该向中央反映。”

有人问：“向谁反映？”

穆青想了片刻：“要不要向主席报告？以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名义。”

有人接话：“我不同意。不能以核心小组的名义反映。”

性格沉稳的朱穆之也摇摇头：“这事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主席反映。”

核心小组惟一的女性、总编室副主任李琴脱口而出：“个人反映呢？”

朱穆之说：“个人当然可以。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

会散了。穆青回到家里，坐也不安，站也不宁，来回踱步，内心无法平静。江青如此恶毒的讲话，竟是在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人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不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事情的发展不堪设想。

怎么办？到底怎么办？穆青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内向、寡言甚至有点腼腆是他的性格特征。然而，他对党的忠诚和责任使他在面临生死关头，有最无畏的勇气。仅仅一刻之间，穆青已经做出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向毛主席反映江青之举。

这个决定在当时无异于虎口拔牙。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不动手只动动嘴就能置人于死地。如果没有为真理牺牲一切的精神，大概只能对其侧目而视。

穆青深知这个决定的分量，他郑重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续磊。

“凭你一封信能起多大作用？说不定又捅了马蜂窝！”续磊难免担心。

穆青说：“江青肆无忌惮地出来干扰邓小平的工作，再这样下去国家还要大乱。作为党员，我们有权利向上反映情况，新华社也有责任反映情况，不反映就是失职！”

续磊终究是爱国将军的女儿，在最后的时刻，她表现了她的英豪之气：“写吧，你要是进了监狱，我给你送饭！”

这一晚，穆青彻夜未眠。

第二天他找到朱穆之，把自己的决定向他汇报。

朱穆之一直是穆青信赖的领导和同志。他久经革命考验，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为党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出生入死。1948年5月，他到了西柏坡，在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领导下组成“小编辑部”，工作在党中央身边。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锻造了他坚强的党性。

“文革”以来，朱穆之对江青一伙早已心生厌恶。那年，他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出来工作后不久，与他从不相识的江青竟亲自给他写信，送材料，后来又送来两个萝卜，说是她自己种的，给新华社的同志们尝一尝。他曾在一个非公开的场合下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还有一次，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会议，见到江青在这个会议上大哭大闹。当时他看着周总理生气痛苦的表情，对这个女人反感到了极点。

两个心灵相通的人，一拍即合。朱穆之经过慎重考虑，同意穆青的意见，决定两人联名向毛主席反映。

另一边，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已经表明态度的李琴开始行动。

很快有了机会。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李琴见到了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蓉，她向王海蓉讲述了江青在大寨的表现，请她向主席汇报一下。王海蓉点点头。这次会见邓小平也在座，会见结束后，李琴在会客厅外的大厅里赶上邓小平，悄悄地把江青在大寨的言行向邓小平做了简要汇报。邓小平点点头说：“啊，知道了。”

李琴回来立刻把情况通报给穆青，穆青说：“最好能搞个文字的东西，争取主席有个批示。”

李琴赞同。

按计划，到年底毛主席还有两次接见外宾的活动。穆青找到国内部副主任王文卿。这位与穆青见肝见胆的老同志二话没说，立刻组织了4个记者整理材料。最后，王文卿将材料全部修改定稿，并草拟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交给穆青。信文写道：

主席：

新华社记者汇报了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其中涉及一些问题，影响重大，送上请参阅。

穆青在信中结尾处署上自己的名字。朱穆之看过后也签了名。

通过什么渠道把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上呢？穆青想到了他多年的老上级、此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

穆青对吴冷西一直怀有很深的敬意。这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共产党新闻战线上的领导者。1952年12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翌年，他第一次提出：新华社要成为全国、全世界的消息总汇。1957年，中央任命他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他为新华社的发展、壮大乃至走向世界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冷西还是对穆青有着真挚情意的人，这一点曾在穆青后来的日记中有过详尽的记述。吴冷西是在穆青事业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向他伸出臂膀的人。眼下，正是其中的一次。

穆青给吴冷西挂通了电话：“有重要事商量，地点要比较不引人注目。我在新华社后门等你。”

电话那边，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吴冷西感觉到事情非同寻常。他坐上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在城里绕了一大圈，来到新华社后门。穆青上车，吴冷西又让司机把车子向南掉头到宣武门向东驶去。车上，穆青拿出材料：“这是江青在大寨对一批新闻、文艺界人士的讲话，我觉得事情非常重要，必须马上报告中央，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吴冷西说：“你先把材料交给我，然后你下车先走，在家里等我的电话。”

车子北折东单，经过东西长安街又绕到新华社后门，穆青下了车。

家中，穆青焦急不安地等在电话机旁边。

这时吴冷西已回到中南海的办公室，他把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感觉问题果然重大，立即找到胡乔木。胡乔木看后，马上拉着他一同来到邓小平家里。邓小平看后认为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他说：“必须马上报告主席，但不能经过我，你们另想办法。要赶紧办。”

吴冷西跟着胡乔木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商量该怎么办，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马上打电话给穆青。

穆青这边早已“望耳欲穿”，电话铃一响，他立刻抓起听筒，吴冷西只有一句话：“你还在新华社后门等我，我这就去。”

吴冷西的车照样兜了一个圈子，来到新华社后门，穆青早已等在那里，他迅速上了车。吴冷西对穆青说：“你找一位新华社的外事记者，利用工作之便，在采访主席接见外宾之机，通过王海蓉、唐闻生直接把材料转到主席手里，这样中途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虽然不是正式渠道，但准能办成。王海蓉对江青早有看法。”

穆青心里有了底。回来后，他找到李琴，把写给毛主席的信和材料交到她手上。没有更多的语言，李琴在材料上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琴是新华社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女性。她与穆青一样同为河南人，青少年时代曾两次乔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物，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投奔革命。她1949年调入新华社对外部从事工农业报道，同时负责报道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外事活动。她的丈夫是新中国第一任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长征途中他曾为病重的周恩来抬担架。50年代初杨立三病逝，周总理、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他执绋送殡。

应该说，穆青的行为的发生绝不是孤立的。这其中有很深厚的人文环境的土壤。新华社自1931年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它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有着大批久经考验、具有很高政治素质的老同志。穆青的行为是这一个群体心态的代表。

机会来了。那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李琴把信和材料交给了王海蓉。

李琴回到总编室见到穆青，兴奋地说：“那件事我办成了！”

穆青立刻给吴冷西打电话：“事情已经办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然而，事情并没有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975的冬天很快到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如寒潮袭来。

11月，毛主席听信“四人帮”一伙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认识。小人得志。“四人帮”开始策划公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1月18日，清华大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出现“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天深夜，穆青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年在河南省委任候补书记时支持穆青采访焦裕禄的纪登奎打来的，他现在在中央工作。他意味深长地说：“天气要变了，你要注意身体啊！”穆青回答：“我已有些感觉，会注意的。”

11月的一天，在北京机场接见外宾的候机室，王海蓉把信和材料退给前来采访的李琴：“现在形势变了，不好再送。”

朱穆之看风声吃紧，就在办公室把材料毁掉，但把信保存了下来。他想，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权利和责任，即使追查起来，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这一天，穆青在家门口的大杨树下站了很久。寒风吹动着他已经谢顶的缕缕稀疏的头发，一夜之间，人仿佛苍老了许多。很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一刻，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出鲁迅的《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1年1月，穆青与朱穆之、李琴在中国记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

（本文摘自《穆青传》，张严平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