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家们猝然遭遇消费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是“饥饿”的主题，历史的、肉体和精神的饥饿，而90年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是“饕餮”，肉体和物质是
我们当初显然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厌倦和麻木，肉身沉重，吃饱了的肉身更为沉重。如果说，80年代的饥饿主题最终推出莫言、阎连科那样盛大激越的感官世界，那么90年代的“饕餮”竟很快昏昏欲睡，似乎力比多已经耗尽，但筵席迁延不散。
陈希我使“饕餮”的主题获得新的方向和力量，他的策略惊人地简明，他就是向所有饕餮者发问，问到底：有意思吗？有意义吗？在这红尘滚滚的俗世中我们如何梦想天堂又如何身陷地狱？但陈希我的质问空无依傍，他在假扮上帝。而上帝，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他面对的人群不知何为罪也不知何为罚。
―――文学的艰难和寂寞令人沮丧。一个小说家，当他想象和规划人的命运时，他并非随心所欲，他必定怀有关于人的某种根本信念，对小说中的人物、对小说之外的读者，这种信念如同空气、水，如同大自然，是一切得以发生的条件。如果这种信念不存在，命运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小说家们在书写“现实”时讲了无数故事，提供了无数细节和姿态，但是他们却无从表现命运，他们能够抓住的只有此时。
换一种说法：如果仔细观察有关当代生活的中国小说，你会发现，那些故事里基本上没有死亡，大地阳光普照，死亡的阴影全消。即使是一个人物死去，这也仅仅是一个错误，一个偶然。小说家们如同司机，他和大街上千千万万的驾车者一样，把死亡理解为事故，它不能对我们风驰电掣的飞奔构成疑问。
没有死亡，当然也就没有命运，有的只是津津有味的利害得失。死亡的缺席，表明中国小说家缺乏对生活和生命提出根本追问的意愿和能力，当然，如果把小说家放回人群，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无能反映着更为广大的荒凉，生命正在被消费，生命并未成为思考和追究的对象―――也许深邃的焦虑在人群中隐约涌动，但是，这种焦虑是无名的、无形的，它找不到语言，我们已经失去或者竟从来没有过关于生命之终极的普遍的、深入人心的概念、象征、表意系统。
这就是小说家的困境，生命的意义疑难在我们的思想、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都未经深思熟虑，小说家要在荒野中搭盖房屋，没有砖瓦厂、建筑队、工程师，他甚至不敢肯定这幢房屋将会有人来住。
所以，我理解陈希我那种艰难、偏执，有时是枯燥的努力；我赞叹须一瓜的机智。我在此选择了她的《04：22，谁打出了电话》和《蛇宫》，这大概是她仅有的未能在文学界广受称道的作品。这两篇小说中，我所推崇的是那种混杂的、不和谐的、浓烈甚至俗艳的风格。须一瓜的机智在于，当陈希我一刀一斧、大汗淋漓地克服困难时，她轻巧而快乐地借用和篡改大众表意系统中的各种策略和符号，由此她达到了与陈希我近似的目的―――提出根本性的追问。
在陈希我那里，人孤独、痛苦地探索自身的命运，在须一瓜那里，人在庸俗的想像中忽然遭逢了“上帝”。而张楚，他没有陈那么坚决，也没有须那么精怪，但他的眼光比陈和须要更为复杂，有更强的经验敏感。也许，张楚比陈和须都更为“现实”、更为谨慎，他更贴近我们如同一潭泥浆、难以命名和言说的生存经验，他从中寻找、辨析命运的蛛丝马迹。
陈希我、须一瓜、张楚，他们拓展了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直到此时，尽管“写实”之风大盛，但中国小说在处理我们的“现实”时还远没有找到充分体现文学自尊和力量的精神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写作带来一种极限体验，看看我们的小说家从地面起跳，他们能跳多高或多远？《小说极限展》（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尺度是空间性的，我依据一个小说家与中国小说的现有疆域的关系决定取舍，远行者、离家出走者将在这里出现。我希望在这个场所，将能看到小说的“异端”，看到胆大妄为的叛徒和顽童，看到孤独地隐于密室的炼金术士，看到真正的梦想家和真正以讲述为乐的人，看到专横的立法者，他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强制推行他异想天开的规则和律法。
你还将看到中国小说的新生力量，他们对小说艺术怀有纯真的热情，他们从未想过使小说成为庞大文化工业、庞大市场的正常运转的器官，他们相信小说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野孩子，小说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在远方，等待实现。
（本文为李敬泽主编的《小说极限展》导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