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参与辩论的三位学者都是从哲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出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这是否说明所谓伦理学论证缺乏统一性和可信赖性？
邱仁宗：是的，他们都是从伦理学的原则出发来论证问题，但其依据或“起点”却很不同。德沃金和弗雷论证的起点是自主性，即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有权拒绝任何治疗建议或撤除已经进行的治疗，即使他知道这样做会导致死亡，由此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赞成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而博克论证的起点是不伤害原则，医生协助自杀某种程度等同于杀人，并且，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将引起巨大的社会风险，将难以避免地导致道德滑坡，由此他对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表示反对。
翟晓梅：伦理学论证不像科学论证。后者所做的是事实判断，对与错、是与否是唯一的；前者所做的是价值判断，善与恶、好与坏往往是相对的。伦理学上的选择常常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如果强调了伦理学准则的不同方面，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记者：读了这本书，读者恐怕还是无法得出自己对安乐死问题的明确态度。
翟晓梅：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思考的过程。对于任何阅读这本书的人，不管他/她的立场如何，都一定会被书中的论证和反论证的缜密和犀利所折服，从中可以体会到伦理学的思辩方式。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急剧变化并且愈加多元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改变，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我们都无法断然下结论，因此，伦理学的研究以及让公众了解伦理学的思维方式将非常有意义。
邱仁宗：中国很多领域的决策伦理学家是缺席的，这种情形是不合理的。哲学和伦理学不应该是象牙之塔里的学问，而应该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应用好它们将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记者：请问你们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制定关于安乐死的政策和法律？
邱仁宗：当前中国人的临终死亡问题非常突出，纠纷很多，争论很大。我个人认为，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应该尽力避免临终病人的痛苦，这是一种根本的人文关怀。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赞成全社会支持安乐死，中国更没有达到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我们国家医学水平还不高，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医患关系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如果现在立法支持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风险将非常巨大。同时，我觉得处理医生协助自杀事件采取非刑事化的程序是可行的，即不追究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否则，这些当事人有可能被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
记者：死亡是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对安乐死话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人们对死亡的理解？
邱仁宗：《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对死亡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博克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谈到了基督教对自杀的禁止，谈到了济慈对安乐死亡的渴望，非常精彩。蒙田说：“进行哲学思考就是学会死亡。”这本书不但告诉了我们如何运用哲学和伦理学原理来剖析千百万人关注的临终问题，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