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奇金
1964年，英国生物化学家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910―1994）因为“用X射
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原文：Dotothy Hodgkin ALife，以下简称《为世界而生》），非常高兴。看完后，觉得收获良多。
本文只侧重谈霍奇金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关注和帮助，关于她的科学贡献只好在其他专文中去写。我们以前（包括我本人），只要一谈到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时，常常提到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牛胰岛素结晶的重要成就，但很少人（也包括我本人）提到（或知道）多萝西・霍奇金对中国学者那感人的热情帮助。
霍奇金从小就在非洲埃及、苏丹等几个国家生活和受教育，加上母亲的影响，所以一生都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推动国际和平和理解，虽然为此她受到舆论的批评、指责，说她宣传共产主义，但是她仍然坚持推动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并乐此不疲，直到生命终结。
中国科学家对胰岛素的研究，从始至终都离不开霍奇金的关心和帮助。中国开始研究胰岛素的几位重要科学家如廖鸿英、唐有祺、梁栋材，都先后在牛津大学她的实验室工作过，受过她的指导。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国庆时，霍奇金与英国一个观礼团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她最关心的就是与廖鸿英等中国科学家的会面。作者在书中写道：“对多萝西而言，与中国科学家会面，听到他们对胰岛素的研究，是这次非凡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如果她不去见他们，就没有机会跟踪他们的进展―――当时中国人不允许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
1965年，霍奇金到日本作为期两周的讲座，在旅途中她又迫不及待地顺便访问了中国。她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小组在尝试合成胰岛素，她还知道，如果她不来中国，谁也不会知道中国小组的进展。到了上海以后，她得知王应睐和他的同事已经合成了牛胰岛素，但是和美国、德国的小组一样，也还没有成功地使之结晶。她热情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并强调了X射线分析对于比较天然胰岛素与合成胰岛素结构的重要性。
1966年，霍奇金尝试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在埃克塞特大学举行的一个会议，并提出自己出资为中国科学家支付旅费。那时中国的“文革”已经爆发，所以中国科学院谢绝了邀请。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大学都被迫关闭，所有科学研究几乎都被迫停止研究的时候，研究胰岛素的小组居然苟延了5年，使这项研究得以进行下去。据当时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顾孝诚说，这项研究能坚持下去的唯一原因是：“政府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要继续进行一些基础研究，以表示我们对促进基础发展高度重视’。”
经过4年努力，中国小组独立地解决了胰岛素结构问题，虽然比在牛津的霍奇金小组晚两年，但分辨率稍高一些。1971年，霍奇金又设法在去日本途中来到中国。在详细了解了中国小组的研究成果以后，她非常高兴，立即给牛津小组的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中国小组）他们的工作非常漂亮，值得我们效仿。他们培育出了很大的晶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组。”
到了京都后，她立即在国际晶体学大会上对中国小组的胰岛素研究作了热忱和全面介绍。她的发言印在大会新闻公报的头版上。至今，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还珍藏着这个新闻公报的副本。
遗憾的是，到1971年，中国这个已经走在世界前面的研究小组也终于逃脱不了被解散的厄运，它的成员都发配到各地农场接受“再教育”。此后世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科学家完会不可能知道。可是，霍奇金还在为中国小组造声势。1975年的《自然》（Nature）上，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胰岛素研究”的文章，引起了世界晶体学界的注意。在文章中她写道：“北京小组这张分辨率1.8?的图，是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今后可能长时间一直如此。”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她迫不及待地又一次来到中国，她迫切希望中国科学家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78年，由唐有祺率领，包括顾孝诚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到波兰的华沙参加了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顾孝诚在回忆中说：“我们很惊异地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研究小组。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啊，我们最早是从多萝西那里听说的。’这就是她的影响。她对把中国晶体学研究介绍给全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奇金见到中国代表团来到华沙，高兴极了，还在大会之后让中国代表团去英国各实验室参观。以后，她又多次访问中国。最让她家人惊讶的是，当1993年国际晶体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这时已经83岁的霍奇金身体很糟，曾经有一段时间需要24小时看护，但她却坚决要到北京参加这次大会。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决定，也没有人认为她真的能够成行。临行前三周她又患了胸膜炎，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她的决定。结果，她在女儿和助手的陪伴下，奇迹般地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正如作者所说：“大多数与会者看到她的欢喜之情，是夹杂着悲伤的：她看上去极为衰弱，好像只是从前的她的一个影子。很明显她活不了多久。”
第二年的7月29日，84岁的霍奇金被家人环绕着在家中去世。J.D.贝尔纳在葬礼上说：
她的人格有一种魅力。她没有敌人，即使在那些科学理论被她推翻、或政治见解与她对立的人中间也是如此。正如她的X射线照相机展露了事物粗糙表面下的内在美，她待人的温暖与亲切展露了人们―――即使是最冷酷的科学骗子―――内心深处某种隐藏的善良。她不期而至地去实验室访问你，那情形是如此美妙，如同春天到来。多萝西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一个圣洁、宽容、温柔地爱着世人的人，一个和平的热情倡导者，而被世人怀念。
霍奇金不只是对中国科学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她对越南、印度、苏联和非洲国家的科学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善意和热忱。她的目标是让全世界科学家都能坐在一起，共同研究，共同前进。作者有一段话能表明她的目的：“正如在中国的情形一样，她个人对越南人的亲近，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在西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朋友。……她是从人民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所以我说，“为世界而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书名；而且我想，作为中国的读者，应该更加钟情于这本书。
《为世界而生》，（英）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杜磊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