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就……”，这个表述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把动物当成兄弟姐妹，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是进化的方向。有人在中世纪就意识到了，将来我们也会慢慢地意识到。按照我们常用的先进／落后的两分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代人比中世纪的阿西西要“落后”。
如果说阿西西比现代人“先进”的话，几乎所有原始民族都是“先进”的。在他们看来，动物是兄弟这件事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讨论的。而按照我们现在的教科书的说法，这种观念是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言外之义，我们今天对自然的认识要比阿西西们更加深刻，更加正确。照此看来，人类不再把自然当作兄弟，而是当作资源，这才是摆脱了蒙昧，这才是“先进”的。和“科学”、“发展”一样，“先进”或者“进步”也是好词，当一场辩论陷入到好词争夺战的境地，当一个好词被辩论双方抢着用来攻击对方的时候，恰当的选择是跳出圈外。
现在我们主张动物权利以及自然权利的可能性，马上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儿，人与动物、植物，与山川大地之间，怎么可能产生伦理关系呢？有人质疑动物保护主义者：鸡场的鸡孵出来就是给人吃的，反正是个死，死之前住多大的笼子有什么关系？假惺惺地改善它们的生存条件，最后不还是要把它们杀掉，虚伪！难道你们自己不吃鸡和鸡蛋？这时候，会有素食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大声说：“我就不吃！”但是这样一来，主张动物保护就要先主张素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家马上会说，照你的逻辑，草也是生命啊！动物保护的主张者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让孩子爱护动物，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而反对者则说：对动物有爱心未必就对人也有爱心，对动物残忍未必就对人残忍。比如刘海洋会拿硫酸泼熊，未必就一定会拿硫酸泼人。
在我看来，承认还是否认动物有权利，是两种不同的范式，不同的格式塔。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用来说明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同一幅图，可以看成是一位少女，也可以看成是一位老妇。在这两个不同的格式塔中，同样的图纹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少女格式塔中是耳朵，在老妇格式塔中就是眼睛，看似矛盾的解释在各自的格式塔中都是自洽的。那些动物权利的反对者，他们的质疑在他们的范式内也是自洽的，完整的。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的总体框架更为协调。相反，对于动物权利和自然权利的主张，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框架中，很难获得充分的合理性。而为了说服公众，主张者必须尽量在当下的框架中进行论证，这使得论证极为艰难，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原始神话，求助于古典思想，于是反对者便顺势把诸如迷信、蒙昧，或者反科学、伪科学之类的帽子扔过来。
最近，刘华杰讲了一个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 1948）在《土地伦理》一文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奥德赛（Odyssy）回家后，用绳子绞死了一个女奴，因为他怀疑女奴有不轨行为。奥德赛的行为在他那个时代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因为那时女奴不过是一种财产，而财产的处置在当时与现在一样，只是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无所谓正确与否”。而当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发生了变化，女奴获得了人的地位，奥德赛的行为便彻底地失去了正当性。这是一个范式转化的过程。
格式塔的转化往往是忽然发生的。你可以跟没有看出过少女的人讲，这是少女的耳朵，这是少女的鼻子。但是，如果他没有看到一个少女，你怎么讲它都不信。而如果他看出来了，你又不需要讲。当然，你的讲述会提醒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格式塔存在，使他能够换一个视角。当然，没有你的提醒，他只要盯住画面观察，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会忽然叫出声来：我看到了！这时，从前在他看来当然为左的事物马上会获得右的解释。在范式转化发生之后，一个从前最为坚定地坚持女奴是私人财产的人，可能同样坚定地主张女奴是人。
在这个让动物以及自然获得权利的范式转化中，理论的论证是重要的，它提醒我们，有另外一种格式塔存在，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除了论证之外，观察和了解同样是重要的。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把感情附着在主角身上，希望他赢得心上人的爱情，希望他打败对手―――哪怕这个人是个坏人。比如我们在看黑帮电影的时候，常常会潜意识里希望坏人主角逃过警察的追捕。这是因为，我们了解他，熟悉他，知道他除了做坏事，还是一个有感情，有血肉的人，而这些感情能够为我们所体会，并激发起我们对它的情感。
在我的窗前有几棵树，去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离我最近的两杈枝桠没有发芽，等了很久，最后，只好承认，它们应该是死了。它们的死亡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伤感之中。因为我曾经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给它们照相。我知道它们的叶子是怎样一点点地吐芽，怎样从一枚嫩芽慢慢地长大，又慢慢地衰老，一片片地落下。对于别的枝桠，我就没有这样的感情，甚至，即使它们死了，我都不一定知道。这种情感，来自于对具体的叶子的关心。
对于遥远的事物，我们会感到陌生，感到隔膜，感到畏惧。这时会用我们的想像代替事物本身。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句话一向被认为是王朔的痞子自供状。然而在我看来，这是王朔对一般人想像的流氓的描述。看过黑帮片，我们也会知道，他们所害怕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少。印第安人不知道疼，这样的谚语表明，美国普通公众对于印第安人是陌生的、疏远的、隔膜的。于是便以想像代替了理解。
对于自然，我们有更长久的冷漠，更长久的忽视和更长久的隔膜。我们甚至失去了与自然沟通的基本语汇，那些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中小学教育之外。即使我们有所了解，也完全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把对方当作资源，而不是伦理的主体。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就如我们经常喊的口号那样，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实际的意义上，把野生动物当作朋友，把大自然当作母亲，去观察它们，了解他们。让我们用具体的关心化解我们的冷漠，即使我们不了解布洛贝尔的科学理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印第安人的疼痛，感受到一片片具体的叶子的疼痛，感受到大自然的疼痛，为它们的疼痛而心悸、而感伤、而悲悯、而自省。
这是我们今天倡导博物学的意义。
①君特・布洛贝尔，《为什么印地安人不知道疼痛》，《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三联书店，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