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改编自已故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的同名小说，迪克擅长短篇小说，故事精炼，情节
影片原计划1999年秋天开拍，2000年暑期上映，那时“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事件都还未发生。但是因为大导演和大明星都太炙手可热，档期一直难以配合，结果拍摄计划一拖再拖，拖来拖去，等到2002年6月公映时，“9・11”、阿富汗战争等事件已经发生，伊拉克战争随后也爆发了。但是，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仍未将影片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思考。所以，这部影片中表达的―――也可以说，影片试图表达的，或者是虽没有想这样表达但实际上表达出来的―――某些重要思想，可能还未得到充分的注意。
中国古代有“诛心”之说，成语“其心可诛”就是这个意思，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你虽然作案未遂或尚未作案，只要有过这个心思，就是该死”。从现代的观念看来，“有过这个心思”只是思想动机，还未构成犯罪行为，就只能由道德来管，不能由法律来管，因而也就不能以此定罪。所以到了今天，“其心可诛”在我们只能是一个修辞手段，用来表达对某种邪恶思想动机的道德谴责而已。
而《少数派报告》，就是一个未来世界的“诛心”故事。故事的场景被想像在公元2054年的华盛顿特区，在那里“谋杀”这种事情已经彻底消失―――有整整9年没有发生过了，因为犯罪已经可以预知，而罪犯们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受到惩罚。司法部有专职的“预防犯罪（Pre Crime）小组”，负责侦破所有犯罪的动机，从间接的意象到时间、地点和其他的细节，这些动机由“预测者”（Pre Cogs）―――他们能够预知未来的各种细节―――负责解析，然后构成定罪的证据。在这样的制度下，公众也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因为一切言行都在有关机构的监控之中。
“预测者”是三个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两男一女），但是处在令人恐惧的景像中―――他们被制作成木乃伊般的僵尸，浸泡在液体中，生不像生，死不像死，他们脑内被植入犯罪图像的晶片，就像原始数据，快速浏览图片并储存，等他们脑细胞组织发育完全，晶片就与之完全融为一体，可以有效地接收并处理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犯罪预知系统”。“他们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但必须保持恒温，要不就会沉睡不醒”。
有人被三个浸泡在液体中的“预测者”这一景像所震惊，就认为导演斯皮尔伯格要借此控诉美国的“人权状况”，控诉美国的“白色恐怖”，却不知影片实际上思考的问题要深刻得多。斯皮尔伯格的思考是以戏剧性的情节来表达的：
“预防犯罪小组”的精英之一约翰・安德顿（汤姆・克鲁斯饰），工作卖力，对“犯罪预知系统”的可靠性当然深信不疑。在经历了儿子被绑架，生死不明的悲剧以后，他将全部激情都投入这个系统中，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免于他所经历过的悲剧。……然而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尽忠职守、遵纪守法的安德顿，竟被侦测出有犯罪企图，他被指控将在36个小时之内谋杀一名他根本不认识的男子！转眼之间，一名忠诚的执法者就变成了被追捕的目标，原本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全变成倾力缉捕自己的敌手。
安德顿自己当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犯罪预知系统”不是从来就可靠无误的吗？如果他坚持自己无辜，那又怎么能保证以往由这个系统对别人作出的定罪全都正确呢？现在，安德顿只得在这座对所有公民都严密监控、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的城市中逃亡，并追索原因，以求洗脱自己的罪名。
安德顿在亡命和追索的过程中得知，一个人的罪名最终是否成立，其决定权就在那三位浸在液体中半生半死的“预测者”。如果其中的两位认定罪名成立，而另一位有不同意见时，最后这位就是“少数派”（Minority）；其意见就被称为“少数派报告”。影片和小说就是据此得名。
安德顿的谋杀罪名最后能不能洗脱？影片实际上借此提出了两个严重问题：
一、根据动机给人定罪，是不是合理？
二、能不能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
答案当然都只能是“不”。
如果作简单的、然而不无道理的类比，则美国此次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及在反恐中实行“先发制人”的政策，就类似根据动机给人定罪；而以反恐为理由干涉别国内政，也可以类比于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
长久以来，西方人普遍对诸如思想罪、侵犯隐私之类有着根深蒂固的忧虑和恐惧，所以他们会千百遍地在小说、电影里表达这种忧虑和恐惧。前不久因小说《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而大红大紫的丹・布朗（DanBrown），在他的前一部畅销小说《数字城堡》（DigitalFortress）中，就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和恐惧。在这部科幻小说中，美国情报机构为了防止恐怖活动，建造了一个可以窥探全世界一切电子邮件的“万能解密机”，这一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最终“万能解密机”被摧毁。丹・布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小说中则是暧昧不明的。
虽然，如果要为“犯罪预知系统”或“万能解密机”之类作辩护，也不是毫无理由。本来，人类社会的法制就是一套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则，而犯罪就意味着破坏某种规则，“9・11”之类的恐怖活动当然意味破坏更多、更基本的规则。率先破坏规则的人，其实同时也就在道义上赋予了别人（特别是受害者）不按照规则对待自己的权力―――这就是报复与惩罚的权力。所以对恐怖分子进行报复与惩罚，在道义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某人实施犯罪之前，仅仅因为判定他思想上有犯罪的动机，就对他进行制止和惩罚，这种做法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无道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实施了犯罪，就会形成证据，可以据此认定犯罪事实；而犯罪动机则是思想上的事情，没有事实可以被认定，因此就需要“预测者”之类的人或机器来“解读”，这种解读必然导致歧义、误读、武断……等等问题，据此定罪不可能是公正的。安德顿的蒙冤就是这一点的展演。至于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则是公众的权利尚未被犯罪侵犯于彼，却已先被“预防犯罪”侵犯于此了，当然也是难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