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文学史家一般不愿将当代作者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为距离太近，很难产生客观严谨的史学研究；但文学批评则不一样，可以凭借阅读者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丰厚的学术修养来站在一个高平台上打量拷问作家的写作与思想。这一判断，适用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就是说，我虽
在我看来，就阅读实践而言，我几乎没有能够发现耶利内克作品中体现出“爱”的蛛丝马迹。为什么在其作品里会出现极度夸张的“性”与“恶”？如果稍微认真读一下作品，就不难体验到，其作品中不太存在性格鲜明的个性化形象，而更多体现出一种社会符号的意义。整个描述中，“有性，有太多的性”，“有恶，有太多的恶”，甚至“有政治，有权力”，但“没有爱，没有美”。而问题是，“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当然有“性”也有“恶”，作家也可描写这些负面的东西，甚至不乏夸张，但如意把握艺术的表现，乃至审美的建构，却更重要。尤其是，如何在作品中不放弃“人性的光明”，甚至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人性光辉的不绝如缕”，更加关系到时代与人性精神之构建，不可不深思慎笔。
有论者认为《啊，荒野》可能是耶氏小说中“最不黄”的一部。并认为其不仅揭露了当代现实中自然遭受破坏的事实，更由此上升到思想和政治的层面，具有较强烈和鲜明的现实批判倾向。如果耶利内克“非黄”作品存在的话，那么其意义何在，有没有可能由此阐发出另一种对奥地利社会思考与探究的深刻方式？由此进入，可以引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如何建构文学之省思视角？耶利内克之所以备受关注，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不可不察，一是极度夸张的“性”描写，但这种性描写不是色情描写，毫无挑逗意味，而更多是通过有所发明的“虐性”描写兼及心理层面；二是将这种“虐性”描写作为反映“恶”的手段，成为其文学世界的唯一支柱，反映社会权力（乃至政治）结构与其自身认识。这种将问题推向极致的建构符合西方文学价值观以及“扩大阴暗面”的思路（也可称作“省思”意识），也能“一鸣惊人”并博得关注的目光，她的扫荡德语诸大文学奖乃至获得诺奖都足证此点。但获奖是一回事，从艺术角度考察又是另一回事。她的阐释模式很可能大有问题，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现实。作为极度夸张性的一家之言则可，作为一种创作的范式可能则万万不可。
所以，下面必须追问的问题，就是耶利内克的这种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能够成立的？总体来讲，耶利内克的作品不乏创新，但其因“纠枉过正”，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不太可取。真实的世界，可能确实有很多“性”，很多“恶”，但却决不是“暗无天日”，作者应看到“人性的光明”，更应将“光明的火炬点燃人间”。她的这种“阐释模式”，就理论而言，远不如学者如布迪厄的“权力场域”、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更到位；就文学而言，也不如作家昆德拉、库切的作品“深入人心”。当然可以举出她的现实经历与政治热情来证明她是有关怀的，但问题在于，这并不能取代她的文本的“实际影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本一旦问世，更要考虑的是读者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她后期的主要小说作品不但提供不了审美享受，相反只是使人进入“幽暗黑洞”，那种感觉非常恶劣。
对于理解作为奥国作家的耶利内克来说，我认为有三个维度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犹太家庭背景（其中包括她与父母关系的双重不正常）；二是维也纳教育背景（她曾因心理疾病休学一年/另外还有维也纳很特殊的艺术教育背景和传统）；三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我感觉，她在1980年代前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从《追逐爱的女人》到《钢琴教师》，一方面有延续性，一方面转变的痕迹也很鲜明。通过其文本世界，耶利内克试图建构出她作为作家主体来回应世界的“阐释模式”，基本上就是“性 权力（政治）”，这样一种以“虐性”为中心的描述方式可以理解，却不能苟同。如果再进一步去追问，会发觉作者背后隐藏的东西比较“可怕”，说得好听是“视角独特”，说得不好听确实有“心理阴暗”的嫌疑。“爱的遁位”与“美的消解”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不会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畏惧外来之物如“洪水猛兽”，但这毕竟是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即文学何为？作家创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陆建德先生说“文学关系国民精神之构建”，确实很有道理。无论如何，影响力大的文学作品必将对国民精神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功用。那么，如何鉴别评论外来之物，关系不可谓不大，责任亦不可谓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