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经济学名词，“膨胀性衰退”的简称。表现为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物价上涨，退货率上升，信用体系趋于瓦解，利润下滑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取得巨大发展和辉煌成绩。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起，即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图书出版业却出现了滞胀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一、图书出版业滞胀的具体表现
图书品种急剧上升，每种年平均销售册（张）数急剧下降。
先以改革开放的起点1978年为起点，看一看图书品种的增长情况：
《出版大崩溃》的作者小林一博于2001年说：日本“出版社的泡沫路线是，每年出版新书超过65000种……这几乎2倍于10年前的数字！”而我国2003年的出书品种为19.03万，是1978年1.45万种的1312.41%，即12倍以上于1978年！上世纪80、90年代，图书品种每年增加5千，是常见的现象。进入新世纪后，图书品种加速度发展，2001比2000年增1.12万种,2002年比2001年增1.64万种，2003年比2002年增1.94万种。仅此三年，图书品种就增加了4.7万。品种膨胀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每种书平均利润年年下降，为了追求利润，出版社的生产方式不得不从精耕细作改为广种薄收；另一原因则是买卖书号。据悉，仅北京一地，文化出版工作室就数以千计，赖以买书号出书为生。国内有的优秀出版社参与其中，每年出卖书号数以百计。
那么，每种图书的平均销售册（张）数怎样呢？
1978年图书品种1.45万种，销售册 张 数37.7亿，每种平均销售量为25万册（张）；2003年为19.03万种，67.96亿册（张），每种平均销售量为4万册（张），只及1978年的16%。请注意“册”字后面括号中的“张”字。就是说，这里的“册”，并不都是装订成册的图书，有相当部分是年画、宣传画、教育挂图、领袖像、汉字字块等出版物。这类出版物一张就是一册，因而大大抬高了每种图书的平均销售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图书市场总体趋势的分析。
每种图书平均销售量指标，反映图书拥有读者多少，并折射出图书总体质量。即每种平均销售量提高，意味着图书总体质量的提高；反之，则意味着总体质量的下滑。在图书总体质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出版社仍然加速度增加品种，这其实就是小林一博说的“泡沫路线”。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一。
图书销售册（张）数增长率，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图书销售册（张）数，从1999年开始呈下滑趋势。
“国内生产总值”与“图书销售册（张）数”虽然不是一个东西，但在增长速度上却有可比性。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而图书销售册（张）数年平均增长率却远远低于9%。
具体情况如下：
1978年到2003年，计25年。如果按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9%的速度增长，2003年图书销售册（张）数应为285.5亿册（张）；即使按3%递增，也要达到78.9亿册（张），而2003年实际数字仅为67.96亿册（张）。可见，图书销售册（张）数年递增不及3%。
2003年图书销售册（张）数，仅略高于1995年而不及1996年；而且从1999年开始呈下滑趋势。1999年比上年下降4.86%，2001年比1999年下降5.51%，2003年比上年下降3.29%。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二。
人均购书册数二十几年变化不大，近年又呈下滑趋势。
试看下表：
人均购书册数即每人分得图书册数。这是衡量图书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人均购书册数增长，不仅意味着出版业的兴旺发达，而且意味着图书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增强。2003年人均购书为5.3册。这一数字比1981年人均购书5.6册，还低0.3个百分点。1985年人均购书为6.3册，创我国历史新高。此后，一蹶不振，20世纪90年代，最高年份为1997年，也仅有5.9册，1998、1999年为5.8册，2001年为5.4册，2003年为5.3册。人均购书册数二十几年没有明显增长，近年又呈下滑趋势。不能排除的原因之一，就是图书泡沫严重，总体质量滑坡。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三。
图书总定价增长远远高于总印张增长。
试看下表：
2003年总印张为462.22亿张，是1988年269.02亿张的171.82%，即增长了71.82%。2003年总定价为561.82亿元，是1988年62.22亿元的903%，即增长了803%。其增长速度8倍于总印张。考虑到物价因素，即另扣去一两百个百分点，总定价的增长速度也六七倍于总印张。书价上涨，远远超过平均物价增长水平。由此可见泡沫之严重。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四。
图书出版成本年年上涨，居高不下。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头费用。估计1978年人均年工资在1000元至1200元左右，而如今人均年工资都以万位计。假设2003年人均年工资（包括奖金）为30000―50000元，即为1978年的25倍至50倍，即使扣除几倍的物价因素，其增长百分比，也几十倍于图书销售册数和利润的增长。
而出版社的用人制度，大多没有市场化，基本上仍是铁饭碗，即使人浮于事，也不能言辞退。至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出版社，离退休员工人数几与在职员工相等，从而，又增加了人头费用。
出版成本年年上升和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二，是发行折扣和退货率增加，从而相对地提高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
面对以上情况，出版管理者应对无策。减人减薪，难于上青天；减少发行折扣和退货，则如痴人梦语。惟一可以压缩的是直接成本和其他管理费用。勤俭办社，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却不足以阻止出版成本的上升趋势。这一点，与日本的出版大崩溃又有相同之处。
这是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五。
近期出版利润停滞不前，已呈下滑趋势。
21世纪开始以来，出版利润有如下表：
1999年迄今,已有四五个年头,出版利润停滞不前，且呈下滑趋势。2000年出版系统利润比1999年下降1%，其中出版利润下降2.26%。2002年出版系统利润比2001年下降4.68%，其中出版利润下降11.1%。从2003年起,出版利润指标不再公布。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现象的表现之六。
图书发行折扣愈打愈大，图书退货率不断上升。
计划经济时期，图书发行折扣为75―70（本地75，外地70）折，即书店按图书定价的75%或70%向出版社折算，并由书店包销，不退货，即由新华书店承担存货损失。改革开放后，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图书发行折扣愈打愈大，由75―70折转向65折、60折、59折、58折、57折、56折、55折，且均属代销、寄销，卖不掉的存货，如数退还出版社。以75―70折起算，迄今为止，已经增加了15―20个折扣；如果把退货也折成折扣，增加的折扣将大大超过15―20个。有一个新华书店对上海一个出版社斩钉截铁地说：“你社为书市的发货，卖出去的一律按4折结算，卖不出去的全部退货！”如此专横，何谈公平交易！出版业内部的“游戏规则”已是纸上谈兵。
销售困难，书店不肯向出版社进货，于是就用加大折扣作为进货的交换条件。在高折扣的压力下，出版社无可奈何，就用高定价转嫁危机。然而，书价愈高，愈卖不出去，导致发行折扣愈打愈大。如此恶性循环，就可能出现生产者得小头，发行者得大头的现象。其实，发行折扣中也有假相。高定价、低折扣（如“一折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情况，主要责任是生产者，而不是发行者。
国家没有图书退货率标准，也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如上所说，计划经济时期，书店包销图书，不存在图书退货。改革开放后，在卖方市场时期，基本上延续过去的做法。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包销的方式，逐步退出市场，书店向出版社的退货现象随之而来。20世纪80年代，退货率常在百分之几，90年代，逐有增加，也仅在10%左右。进入21世纪，退货率加速提高，百分之十几是常见现象，如今百分之二十几也不足为奇。退货率不断上升，再次说明图书总体质量的下降。日本出版大崩溃，以高退货率为主要特点之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七。
图书货款结算期愈来愈长,信用危机愈演愈烈。
书店与出版社的货款结算期规定为3个月。但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推进，多品种、低层次的剧烈的市场竞争，书店进货难逐步转化为出版社的发货难。从而使货款结算期愈来愈长。如今，6个月结算图书货款，已属上上大吉；9个月结算的属于常见现象；一两年结算的，也时有发生。一旦书店新建或扩建书城，组建发行集团，或有必需占用资金的事件，图书货款结算就会遥遥无期。出版社不能及时回笼资金，只能拖延印刷厂的应付账款。印刷厂无路可退，叫苦连天。新的三角债在出版三环节中辗转反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坍塌。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八。
图书销售设施（书店面积）大幅度增加，销售成本不断提高。
2003年我国图书发行网点有67356处。这还不包括各出版社、国有书店、民营书店的直销员。如上所说，从25年来的情况看，图书销售册数增长缓慢，每年递增不及3%，近期呈下滑趋势；而图书销售设施面积却大幅度增加，两者恰成鲜明对照。二十余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书店、书城拔地而起。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仅2003年，新开设3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门市店就有13家；2004年，新开设的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门市部就有11家。以深圳为例，现有4个书城，还正在筹划新建一个更大的书城。如今不仅大城市，即使许多中、小型城市也有大型书店或书城。可惜，我没有书店、书城每平方米年销售图书册数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随着图书销售册数增长缓慢和下降趋势，以及新的书店、书城的不断崛起，每平方米年销售册数必然年年下降。
图书发行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由于人头费用大幅度增加，成本也大幅度增加。而销售图书设施面积大量增加，销售册数相对和绝对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又抬高了发行成本，增加了出版泡沫。
出于无奈，书店不得不另谋出路，即兼售其他商品。今年中华读书报有一则反映一位读者的报道说：“如今进了书店，就如进了超市，一边卖书，一边卖服装，还兼营百货。……为了招徕顾客，店里开着音响，书店……成了闹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建那么大的书店为了什么！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九。
图书库存金额直线上升，资金周转奇慢。
请看25年来图书库存情况：
2003年图书库存为401.38亿元，1978年则为4.32亿元，2003年是1978年的9291%，即增加了90余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令人不寒而栗！2003年的图书销售为461.64亿元，是库存数的115%。库存数与销售数如此接近，意味着流动资金周转几乎一年一次。许多出版社的库存数大于一年、甚至两年的销售码洋。有些社的新书极大部分进不了市场，永远沉睡在不见天日的库房中。一方面，图书销售册数增长缓慢，并呈下滑趋势；另一方面，库存直线上升，且资金周转无比缓慢。说明我国出版业的生产产品，已经不能顺利地进入流通领域，而流通领域的产品，也不能顺利地实现消费。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过程，存在着严重障碍。
这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表现之十。
二、图书出版业滞胀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主要原因呢？
是新的媒体、新的信息产业占去了纸质出版物的份额？诚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等出版物，肯定会占去纸质出版物的一部分份额，对图书出版业形成冲击或较大的冲击。但是，从我国情况观察，报纸2003年的印数为1978年的300%，印张则为1089%；期刊2003年的印数为1978年的413.7%，印张则为484%。新的出版媒体还没有成为它们增长的重大障碍。
新的媒体和信息产业，从西方产生，对西方各国的图书出版业带来的影响应当比我国更大，但西方人均购书金额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以下是2001年欧洲5国人均购书情况：
而我国2001年人均购书为54.20元，仅及法国的11.20%，德国的7.04%，丹麦的5.73%，英国的5.60%，芬兰的4.25%。这说明我国的图书出版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新的媒体或信息产业造成的冲击并不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不买书是不读书造成的。现在，读书时间少而又少。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时代，一去不返。看电影、泡网吧、旅游、逛街、谈恋爱、侃大山……丰富多彩，不亦乐乎！哪来的时间学而时习之！而中国的中小学生，一个个都被功课压的喘不过气来，哪有时间去读课外读物！
在中央电视台存在8年的《读书时间》，因为缺少好书，缺少读者，决定谢幕。谢幕之前，连续四个晚上播出《读书时间》，意在向读者告别。有人说：就像荆柯刺秦前那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由此可见，加强对人们读书的宣传教育，是多么重要。
不买书、不读书，或者说读书时间比以前大幅度减少，肯定对图书的消费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影响图书的消费是一回事，造成图书出版业滞胀又是一回事。无论什么产业，如果出现了滞胀和危机，都不能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消费者不买它的产品。
那末，盗版是不是图书出版业滞胀的主要原因呢？盗版，是出版最大的公害。据说，音像制品和光盘的盗版本，比正版还要多。至于图书，只要是畅销书，几乎都有盗版。《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十万个为什么》……众多名牌图书产品都深受盗版之苦，盗版不是一个版本，而是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版本，盗版者只需纸张、印刷，就能把作者和编者呕心沥血付出的辛勤而又巨大的劳动，窃为己有。猖狂的盗版活动，加剧了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使我国出版业雪上加霜。但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图书出版业的滞胀，主要不是外因而是内因造成的。
我国的出版方针，长期以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即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毫无疑问，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一年一度实际考核中，无论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考核，还是出版社对编辑的考核，几乎无一例外，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一般占70%或80%，并把利润增减与社长奖金挂钩。只有完成利润指标，才能保住70%或80%的利润留存、工资总额和社长的收入（其余30%或20%按社会效益考核结果提取）。有些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社会效益，只有抽象要求，而无考核指标，实际上等于百分之百按经济效益进行考核。至于出版社对编辑个人的考核，一般每人每年都有出书指标，都有利润指标。
这一体制产生的机制，必然驱使出版社和每个编辑，力争在一年中完成或超额完成单位和个人的利润指标，从而，才能确保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为此，必然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哪里还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哪种书能赚钱就出哪种书，哪种书能在年内赚钱，就先出哪种书。
猖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你出教辅书，我也出教辅书；你出青春读物，我也出青春读物。据说，“四大名著”、成语词典全国不下一两百个版本；而各种语文词典，少说也要按千位计。这些书，互相抄袭，改头换面，真正从卡片做起的原创之作，少而又少。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十万个为什么？》，销路很好，有利可图。于是，大同小异的东西，如《最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儿童十万个为什么？》《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课堂里的十万个为什么？》《趣味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十万个为什么？》……一哄而上，纷纷出笼。
既然《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吸引读者，大赚其钱，于是一拥而上，大家都来出“奶酪”。什么《我能动谁的奶酪》《我不想动你的奶酪》……《奶酪够了》，据说竟有23种之多。一阵奶酪风刮得天昏地暗。
如今，传记类读物，比比皆是，但很多是三流明星或“无名英雄”。其中还有为“成功”的孩子写书，既传授了一个又一个家长培养孩子的“经验”，又宣扬了一个又一个“神童”。有人揶揄地说，这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更有甚者，荒唐、怪异、猎奇以至于淫秽的出版物，也纷纷出笼。如今，一些媒体，常以写实的手法，宣扬“婚外恋”、“一夜情”。有的打着“性科学”、“人体美”等幌子，宣扬色情和不健康的东西。有些书，如《我一丝不挂》《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一听书名，就令人作呕。但在书市中却流传什么“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的顺口溜。
有些低俗读物，虽然获得一时的经济效益，但没有文化积累价值，也不能长销不衰。例如“奶酪风”一过，大部分书再也无人问津。而模仿克隆的结果，使所有的“四大名著”、成语词典、语文词典、“十万个为什么”都失去了原有市场份额，弄得“众”败俱伤。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图书品种愈出愈多，图书质量每况愈下，每种图书平均发行量愈来愈少，图书库存急剧增加……最终造成图书出版业的膨胀性衰退。这就是说，造成滞胀的原因，是追求经济效益的出版体制。
为什么工业部门，一个利润指标就能管住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呢？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洗衣机不能洗衣，拖拉机不能耕地，即没有使用价值，就卖不出去；相反，只有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才能与消费者交换，才能实现利润。工业产品的质量是取得利润的前提。所以，一个利润指标，就能管住工业产品的经济效益和质量。
出版物与工业产品的最大的不同，是其精神产品的属性。黄色、凶杀、封建、迷信、反动等图书，谈不上质量和社会效益，但也能满足某些读者不健康的需要，亦即也有使用价值。而商品一旦有使用价值，就能进行交换并实现价值。如果对出版社的考核，也用一个利润指标，虽然能管住经济效益，却管不住出版物的思想性，管不住产品的质量和社会效益。
对于图书出版业，除非考核指标突出社会效益，否则不仅会失去社会效益，而且也会失去经济效益。最近几年出版利润总体滑坡，是宏观上的证明。有的优秀出版社，由于放弃了既定的正确出书方针，见风使舵，大卖书号，大出垃圾书，新书重版率只有百分之几，导致利润年年滑坡，这是微观上的证明。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没有相应的投入，就没有相应的产出。要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必须呕心沥血，投放艰苦而又巨大的劳动，从而，才能创造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从古而言，诸子百家等作，从今而言，《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书，之所以能一印再印，一版再版，都无不如此。
由上可知，政策导向虽然正确，却管不住体制导向。方针、政策、原则，只是人们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并借助于行政强制加以贯彻。而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力，则是属于自然（第二自然）力，决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或力量所能抗拒。惟有改掉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体制，才能克服政策导向与体制导向的矛盾，才能扫清出版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三、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
1995年我在《编辑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出版改革再思考》，对建立出版业市场经济体制有所设想，这里不妨作较多的引用：出版改革与一般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各自的体制；它们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还要同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出版体制。这并不是说，后者不必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而是因为后者在这两个方面，基本不存在相互对立的矛盾。至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则已越出各个部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如何作相应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换句话说，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对于一般物质部门的体制改革来说，是外在矛盾；而对于出版等文化部门来说则是内在矛盾。市场经济的经营者是以利己为本位的，没有哪个傻瓜去做无利交易。但一般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客观上产生利人的效果，从而使利己利人的矛盾取得统一。图书则不完全相同，反映在好书上，它们是统一的；反映在坏书上，由于损人利己，它们是对抗的。如果仅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改革出版体制，就有可能由于利己的利润驱动，而导致坏书泛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则是利人的，即先人后己，毫不利己，反映在价值观上即重义轻利，与市场经济规律恰好相反。如果仅按精神文明的要求来改革出版体制，必然只注重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好书虽是社会效益的集中体现，但并不本本赚钱，甚至相当部分赔本。忽视经济效益的出版体制，出版社就难于维持。这样的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同样缺乏可行性。
出版改革的难题，是要把两者的相背性、对立性转化为同向性、同一性。有人完全否定这一可能性，视利润驱动为洪水猛兽，从而否定出版业是产业部门，否定在出版部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条件下，否定图书市场经济体制，这无异于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出版改革的指导思想说，并无否定出版部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说，但为了保证社会效益第一，在治理出书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又习惯性地运用计划经济的种种措施，这就出现了一种人为的矛盾：出书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措施，与企业经营中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措施，相互交叉，相互矛盾，得不到统一。
这就是说，我国出版业始终没有建立起既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10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改制，无疑是出版业的一项重大改革，应当充分肯定。事业单位不是经营单位，也不是物质生产单位，因此，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企业单位既是市场的细胞，又是市场的主体。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即再生产全部过程，都必须通过企业的活动和相互联系来实现。既然是企业，就必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负责制以及公司制、股份制等。
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是改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惟有如此，才能使出版单位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从长远来看，企业应与所有主管部门（包括各部委）脱钩，企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政府着重于依法行政和宏观调控，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
但是，必须看到，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性。出版企业如果不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以社会效益为前提，仅仅把公益性出版社划开，即公益性出版社只讲社会效益（其实也要兼顾经济效益），而经营性出版社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那末，这样的体制与一般工矿、交通、商贸等企业，就没有任何区别，最终必将导致出版者追逐利润而坏书泛滥，并使这一改革走上错误的道路。
其实，市场经济的利润驱动，是价值规律运动的经济力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强大动力。经济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驱使人们追逐利润，也可以驱使人们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关键在于什么体制。所以说，只要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既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简称“出版市场经济体制”）。而这就是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
体制，是通过各种“游戏规则”形成的。建立出版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制订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
形成一种体制的规则，肯定不止一个，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考核办法，以及出版社对编辑的考核办法。这一办法的灵魂就是把经济效益第一（的现状），改变为社会效益第一。下面就是本人对这一“游戏规则”的设想：
设若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考核，总分为100：社会效益70%；经济效益30%。在社会效益考核评估时，为便于计算，可把它在总分中的70%变为100，然后再进行分解。其项目如下：
一、出书结构 30分
1、结合专业分工而形成的初版书框架 10分
2、重点书、优秀书比例和完成情况 10分
3、重版率 10分
二、出书质量 50分
1、导向性、原创性和学术或艺术价值 10分
2、编校质量（包括差错率） 10分
3、在读者中的影响（包括发行量） 10分
4、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10分
5、装帧设计和纸张、印制 10分
三、其他 20分
版权贸易等
经济效益考核评估，也把它在总分中所占的30%变为100，并分解如下：
一、利润 70分
1、总利润45分2、人均利润 15分3、人均上缴税收 10分
二、销售 20分
1、销售收入 5分2、销售折扣 5分3、退货率5分4、存货 5分
三、其他10分
资金周转、信贷等
无论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指标，都要确定得分条件，不符合条件者扣分，超过条件者适当加分。在两个效益评估后，再将它们折算为总分，并与分配挂钩。总分如何与分配挂钩，是效益评估的另一个关键，为了增大经济力的激励作用，评估结果不妨与上缴所得税以及工资总额双挂钩，列举如下表：
出版单位所得税，随效益增加而递减，随效益减少而递增；工资总额随效益增加而递增，随效益减少而递减。而效益总分中，由于社会效益占70%，必然驱使出版经营者高度重视社会效益。如果只顾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评估总分极低，赚的钱极有可能大部分上缴，而工资总额却极少增加、一无所增或递减。如表中甲，由于取得120分，所得税即由规定的33%降为15%，而工资总额则可核增12%；而表中庚，由于只得20分，所得税上缴为利润的80%，工资总额核减10%。
出版社对编辑，也应建立相应的效益评估体制。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从略。
这样做是否会忽视经济效益呢？不会。因为所得税和工资都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进行分配的，没有利润，一无所有。
出版体制改革固然需要强制（行政的、法律的），但更需要疏导，以焕发体制中的自然力。一“制”（强制）一“疏”（疏导），是管理艺术。强制手段必须建立在疏导的基础上。与先进体制相背离的强制，只能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与落后体制相背离的强制（正确的强制），也难于贯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疏导手段又必须得到行政和法律手段的支持和保证，从而，才能全面推开，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
“游戏规则”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贯彻，否则，新的体制就会随之瓦解。维护“游戏规则”常常比制订“游戏规则”更难。
建立出版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加强宏观调控。这一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国家出版行政领导部门的身上。小林一博为日本的出版大崩溃开出了一系列的“药方”。吴士余同志说：他是“一介书生，坐而论道”。确实如此。日本出版大崩溃，其实就是部门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千好万好，但存在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好！我国出版业步入市场经济后，很有必要引以为戒。
无论如何，我国的出版业只要建立起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改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生产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出版物的总体质量，化解膨胀性衰退，并为再次起飞奠定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产业的成熟的经济体制，必须经过种种探索和实践，再探索和再实践。上述所说的“游戏规则”，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而是种种探索中的一种方案，目的在于提供模式和思路。它既可能有正确的因素，也可能有错误的因素，甚至完全错误。但是，谬误是真理的先导。我的设想，只要在建设图书出版业市场经济体制中起到作用，即使是反面教材的作用，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作者注：此文起源于文汇读书周报的《四个看不懂》。但《四个看不懂》发表前，未经本人审订，有数据错误，应以此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