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5日，陈晓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网页的“北大中文论坛”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讨论区之中，开列了一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基础理论参考书目精简版”，并写下了千余言的推荐理由，我和许多在网上回帖的读者一样，对陈晓明先生的举动充满感激和尊敬之心。这是目前学术界还少有的让人受益匪浅的功德之举。陈晓
《上海摩登》一书，以前粗略翻过几次，并没有认真细读。暑假过后，我在学校里又一次给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因为暑假先读到了陈晓明先生的书目，所以在教学中特别留意参考《上海摩登》一书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内在的研究思路，同样获益匪浅。因为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学生吧，课程的目的主要还在于介绍常识，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所以在我的课程讲授之中，并非特别看重自己的独立研究和个人观点，常有一些突发灵感式的结论，偶尔也直接将学术界的一些新观点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学生了。我以为这是并非缺陷和可以指责的做法。
早些天讲到新感觉派小说时，上课前参考了《上海摩登》一书中的《第五章色、幻、魔：施蛰存的实验小说》，这一章中有一段论述施蛰存的短篇小说《四喜子的生意》的话：
他先在一家车行打量一辆崭新的包车（施蛰存也许借此在对另一个作家老舍表示敬意，老舍写的《骆驼祥子》背景是北京），接着走过了三家大百货公司：新新、永安和先施；他看完橱窗里的时装模特儿，就诅咒那些抢了他生意的汽车和电车。
在讲述二十年代的小说时，我曾经灵机一动，说郁达夫的短篇《薄奠》也许开启了老舍的长篇《骆驼祥子》的写作，因为两部小说都是写老实的人力车夫心存买一辆自己的车的心愿，以及由这心愿而来的悲剧，不过老舍将短篇拉成了厚实的长篇。学生感觉新鲜。因为已有两次关于人力车夫的印象，这次李欧梵先生说的施蛰存通过《四喜子的生意》向写出《骆驼祥子》的老舍“表示敬意”，自然也让我眼前一亮。后来在讲课时，就不露痕迹地将这个观点传达给了学生，同时补充说，作家之间的这种艺术上的借鉴和承传，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面貌。
但是一下课，我就深感不安，意识到这里面出了问题。老舍是现代文学史的大家，他的长篇小说作品，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应该是较熟悉的。一个常识，1933年《离婚》的发表，标志着老舍长篇小说创作艺术的走向成熟，他开始反省为幽默而幽默或者说油滑的写作倾向，也为后来《骆驼祥子》的创作作了一定的艺术准备。这么一想，我感觉《骆驼祥子》的面世一定远迟于1933年。而施蛰存的《四喜子的生意》收入1933年3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小说集《梅雨之夕》之中，如果发表过，就很可能都是1932年的事情了。回来一查，就很清楚：《骆驼祥子》最初是在1936年9月的《宇宙风》杂志第25期开始连载的，至第48期连载完毕。小说的单行本则是一直到1939年3月才由人间书屋出版。
这样就更加清楚了，施蛰存通过一篇写人力车夫生活片段的短篇小说《四喜子的生意》向写出《骆驼祥子》的老舍先生“表示敬意”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许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无关紧要、无可厚非的小小“笔误”，但是，这种说法在论文之中，关涉到文中所论小说的主要内容，好像也是作者的全新发现或理解，同时为论文的写作带来了一种涉笔成趣的风采，而且因为它出自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学者笔下，很多读者都不会刻意去想就会很愉快地接受下来，我们就不应该视之为很小的事情了。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笔误”，使我在回过头重新阅读《上海摩登》这一个章节时，能尽量保持某种自己的观察，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或挑剔。
在《四喜子的生意》之中，四喜子调戏坐车的外国女人，却被当作抢手镯的强盗抓进监牢，小说结尾四喜子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们一定把我当作强盗……那个外国女人也一定不明白，她总当我是要抢她的手镯子。”这正是施蛰存用心之处：被性侵犯的外国女人永远不会想象自己成了中国下等的车夫的性幻想对象！但是《上海摩登》是这样理解的：“那天确乎是四喜子‘不喜’的一天，他最后的欲望的发作在殖民者看来是一次强奸企图，但在他失去理智的情形下，这也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复仇行为……”结论是否靠得住，已无须深究，因为这个结论建立其上的依据――对小说文本的阅读――已完全违背了原意。
我必须申明，这里并非着意挑剔李欧梵先生，也许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何况李欧梵先生向来是我和我大多数同辈学人崇敬的大学者。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如果一篇论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误”，只要你继续深究，肯定能找到更多难以仅仅用“笔误”解释的瑕疵。李欧梵这样的学者尚且难以避免，我们许多写文章讲求灵气、讲求才气纵横的青年学者，如果放纵一种涉笔成趣的文风，失去了严格然而必要的学术规范，学术文章就更不成其为学术文章。这一点思考，对于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年轻学人来说，尤其显得必要。
至今我有点疑惑的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刘西渭，向来为学界仰慕与崇拜。我们对于他的批评思想等作了大量详尽的解说与推崇。刘西渭固然是文学史难得一遇的大家，但是是否就不需要严格一点的审视与批评呢？一个批评家，如果他的批评屡屡让一些重要作家比如巴金、卞之琳、沈从文等感到委屈，我们是否只应该由此阐释批评家的独立性而不去反思批评家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呢？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刘西渭、李欧梵等，都是大家，这无可否认，但是我们并不能放弃必要的学术规范就放心地接受他们的熏陶。从我个人的思考，我觉得对于刘西渭这样的批评家的过高评价，尤其是一直以来失去审视、反省视角的评价，多少应该对现今学界一些年轻学人不甚扎实的学风负点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