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老书”，可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并非“第二次握手”。
说“老书”，那是因为，此书的原型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中华文化通志・艺文典・散文小说志》，此次重刊
这回的“老书新刊”，除了感谢气魄宏大的“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如果不是他们的热情邀请与严厉督促，就不会有此书的诞生；还得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慧眼相识，此书也只能酣睡于图书馆的十里书香中。
对悠久而瑰丽的中国文学略有了解者，大概都明白，用三十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两千年来“散文”、“小说”两大文类在中国的演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初不自量力，迎接此等“挑战”；以致好几回梦中惊醒，担心无法完成任务。幸亏夏君不断晓以大义，方才挺了过来。因此，旁人评说的是作品的优劣，我则更看重写作的过程―――此书的撰写，不仅促成我学术视野、趣味及笔调的转化，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
按照丛书编委会的统一规定，各卷不设前言、后记。可我的习惯是，每写完一部书稿，总喜欢信笔涂鸦。“对于我来说，这最后的闲笔，并非无关紧要。感觉上就像吃饺子，非‘原汤化原食’不可。”于是自作主张，略为变通，撰短文《不是后记》。刊于1996年4月12日《南方周末》。其中有这么一段：“本以为全书完稿那一刻，会有戏剧性的场面，比如说大哭或者狂笑。三年辛苦，毕竟不寻常。可实际上，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如此平淡的结局，连我自己都大失所望。只记得当时伸了一下懒腰，小心翼翼地将文件复制到软盘上，然后便散步去了。”
当初的压力与惶惑是真的，结尾的闲散与平淡也是真的，不是吹嘘“举重若轻”，而是久而久之，感觉也都麻木了。或许，这就是人生。
写大书难，写高度浓缩的小书也不容易―――即使不说更难。记得韩愈《进学解》有这么两句：“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对于史家来说，提要钩玄，既需史料丰富，更得见识卓越。而这，不只牵涉学问功底，还有学术表达的能力。比起一眼就能看穿的“贯通古今”以及“穿越文类”的努力，我更愿意谈谈本书的述学文体。
对于讲究文章书写的人来说，“辞达而已”、“要言不烦”，那可是很高的境界。太松则累赘，太紧则枯涩，其中的分寸感，不是很好掌握。更何况我的论述对象，包括“古典”与“现代” 丛书编委会原本规定，所论截止于辛亥革命，我则要求延伸到1940年代末，目的是让古今之间“血脉贯通” ，这就更得直面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既有明白如话的自家论述，又有佶屈聱牙的古人文章，还有作为参照系的曲里拐弯的欧化语，三者之间如何协调 在日后撰写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 《文学评论》2001年4期 中，我曾提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标举的先引原文，后加白话解说的方法，虽被后世大多数学者所接纳，但不知不觉中，解说文字不再‘明白如话’，而是略带‘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言腔。原因是，倘若正文 白话 的质朴清新与引语 文言 之靡丽奇崛之间落差过大，作者与读者都会感觉不舒服。也许是耳濡目染，古书读多了，落笔为文必定趋于‘雅健’；但也不排除作者意识到此中隔阂，借调整文体来填平鸿沟。”这段话，既是历史描述，也是夫子自道。而我之意识到此中缝隙，以及有意识地调整述学文体，正是基于撰写本书的经验。
在我看来，学术著作并非只是“观点”加“材料”，同样必须讲求“修辞”。正因为对述学文体略有考虑，我不太喜欢对旧作修修补补。不妥的段落可以删去，错漏之处应该更正，但如果伤及筋骨，则只能暂时搁置。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章 著作 的完成，都与学术机遇以及撰述时的心境密切相关。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除非你花很多时间“沉潜把玩”，否则，回不到原先那个思路，很难接得天衣无缝。与其新旧混杂，不如另裁新衣，或干脆打个显眼的补丁，让读者自己去鉴别。这也是我同意出版社的建议，只改错别字的缘故。
不改不等于自我陶醉，这些年，我在小说研究方面确实工作不力，但谈论散文，则颇有创获。比如，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选》，以及即将由三联书店推出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便体现我这方面的努力。
真希望有一天，我能有精力与勇气，将此书重写一遍。若如是，则乐莫大焉。
（《中国散文小说史》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专题史系列丛书”
第一批书目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杨宽著《中国散文小说史》陈平原著《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中国戏曲史》廖奔著《中国美术史》彭德著《中国典籍史》李致忠等著《中国服饰史》黄能馥等著《中国园林文化史》王毅著《中国景观史》吴必虎等著《中国杂技史》傅起凤等著
第二批书目（即将出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周振鹤著《中国天学史》江晓原著《中国简明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货币演变史》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民间风俗史》高丙中著《中国东南佛教史》严耀中著《中国小学史》胡奇光著《中国甲骨学史》吴浩坤著《中国水利发展史》姚汉源著《中国禁毒史》王金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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