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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艾伦老师相处的日子

2005-0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你听我的课,不一定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你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能自圆其说,我是会支持的。有什么问题,可随时约见我。我很乐意会见你。”

丹尼尔・艾伦教授一席话,把我的疑虑一扫而光了。

他是哈佛大学英文系的一位终身教授,又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他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论著甚丰,擅长两次

大战之间的美国文学。1980年8月,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选择他和比较文学系的哈里・列文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他们二位愉快地答应了。

初次跨入哈佛这名牌大学的校门,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成了眼前的大事。艾伦教授及时的提醒是必要的。他的热情关怀使我感到好像在家里一样。

哈佛大学有4个系与英美文学有关。它们是英文系、比较文学系、历史与文学系和美国文化系。我的两位导师在前两个系,我主要听他们博士生的课,后两个系也各选一门课,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按照惯例,我选了艾伦教授给博士生开的《美国文学史》,他给了我一份授课日程表、教学大纲和参考书目。本科生的每门课也都这样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可及早做好准备。艾伦老师开的书单包括必读书目和推荐书目两大类。推荐书目是为了因材施教,让较好的研究生多读一点。我拿了书单,到哈佛最大的怀登纳图书馆订个座位,从两类书中挑一些书放在我的座位的书桌上。课余就到那里看书。哈佛共有50多个图书馆。每人凭IC卡,各个馆都可以去。有个希尔斯图书馆,离我的住处仅百步之遥,开放时间很长,所以,我晚上经常泡在那里,读读写写,格外自在。

一天下午,英文系女秘书对我说,艾伦教授将他办公室的钥匙寄在她处。他交代:如果我想看书,随时可拿着钥匙开门进去,不管他在不在。我太高兴了,艾伦老师想得太周到了。我急忙上了二楼开门进了他的办公室。原来他办公桌对面有个小书房,里面摆满了美国文学的专著。这些在大图书馆是不易借到的,有时预约要等两三天。我查阅了桌上的卡片匣,了解了藏书的分类。后来就经常光顾了。究竟去了多少次,恐怕也记不住了。

艾伦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是启发式的,每次先来个开场白,简要介绍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然后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每个博士生事先都写了发言提纲,所以讨论总是很热烈。艾伦老师鼓励大家大胆提问,敢于争辩。如果有人对他的看法提出质疑,他总是耐心地申辩。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我也积极参加辩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艾伦老师多次给予鼓励。

感恩节快到了,我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卡洛斯・贝克教授,特地去向艾伦教授请假。他笑着说:“你的决定很好。做学问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你可以向我学习,同时也向其他学者学习,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特色。我非常支持你。祝你胜利归来!”艾伦老师的几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感到他胸怀开阔,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他第一次见面时曾嘱咐我,除了听课以外,一定要搞点研究,博士后重点在于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准。普林斯顿之行就是为海明威研究创造条件。

英文系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重要支柱,拥有众多名牌教授。系办公室在校俱乐部前面一栋两层小楼里。一天上午,小楼门口人声鼎沸,聚集了一群人。我上前一看,大家正说说笑笑,议论艾伦教授和他的自行车。原来几天前,他从北京访问归来,带回一部亮闪闪的凤凰牌自行车。(托运费约等于一张机票)当天一大早,他把开了几十年的小汽车扔在家里,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到系里上课。系主任帕金斯教授、贝特教授、凯利教授等人纷纷赞扬艾伦老师的明智选择。的确,骑自行车不仅节省汽油,减少污染,而且有益于锻炼身体。不过,美国人习惯于以车代步,一家有两三辆车也是常事。但许多老城市如波士顿,马路上没有慢车道,骑自行车只能走人行道,不免多了几分惊险。我从心里敬佩年已花甲的艾伦老师,竟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临近寒假时,我又去见了艾伦老师,请教他如何看待文论。他给我看了一枚北京友人送他的印章,笑着说,中国人把姓名都艺术化了。一枚印章就是一件艺术品。北京到处是艺术的宝藏。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太令人神往了。接着,他先叫我说说自己的看法,然后坦率地答道:美国文论或文学批评,流派繁多,莫衷一是,但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作为一个美国文学的教师,首先要全面了解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历史文化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流派的产生、影响和主张,并给学生一个公正的评介。但进行文学评论时,教师要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见解。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艾伦教授是历史文化批评派的主将之一。他认为文学鉴赏离不开历史、时代和社会。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他告诉我:他到北京某大学旁听过一堂美国文学课。老师就小说论小说,分析句法,解释新词,结果学生不明白小说说明了什么?他觉得这种方法不妥,要想办法纠正过来。说罢,他从书柜里取出两本书赠我:一本是他与别人合编的《美国简史》。他在扉页上题了字:“希望此书能帮助你的学生理解美国文学。”另一本是他很有影响的专著《左翼作家》(1961)。它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左翼作家及其作品被《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为“对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流贡献。”艾伦教授不仅关心我,而且关注我的学生,实在令人感激。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第二学期的尾声。在离开哈佛之前,我又去拜访艾伦老师,向他汇报学习成果。不等我开口,他就主动问我:“快分别了,在哈佛一年有什么新收获吗?”我认真地答道:“有。写了一本英文教材《美国现代小说导论》,准备带回去给硕士生用,在国内发表3篇论文,还意外地发现海明威访问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我刚说完,艾伦老师就高兴地接着说:“太好了!海明威访问过中国,我怎么不知道?目前这方面了解的人很少,值得搞下去。这是件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话音未落,艾伦老师就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在哈佛一年的学习和研究表示满意。这成了我们师徒分别时他对我的祝福。

告别艾伦老师后,我心里一直很激动,久久难以平静。艾伦教授是个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居然在弟子面前承认自己不知道海明威访问过中国。这种谦逊踏实的作风多么难能可贵!30年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哲学家桑塔亚纳曾说过:“人类惟一的真正尊严,也许就是有本领说自己不行。”艾伦老师用他自己朴实的言行,给我上了生动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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