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谭嗣同认定为近代史上思想史上一颗永恒的彗星应该是没有疑惑的。说他永恒，是因为他在中国近代史思想界的位置永远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处于重要地位，说他是彗星，是因为他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间相当的短，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在历史的天空中，有如划过星空的一颗彗星。
历史上瞬间即逝的彗星式的人物，
张灏先生开篇毫不隐晦地说，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不上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谭嗣同并不是因为其思想而铭记青史的。其一生仅有三十余年，出现在当时历史舞台上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谭嗣同却因其“留下了光彩的事迹、感人的身世”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到谭嗣同的光彩事迹，稍有历史常识的都会知道，这是指他在戊戌变法时自觉为变法而去牺牲的英雄壮举。谭嗣同为中国变法流的“第一滴血”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革命党人，邹容“常悬其遗像于座侧”以勉励自己，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谭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在起义出师时供着谭的牌位。在后来的革命史观的历史叙事中，谭嗣同被描述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型的人物代表，在思想派系的划分上则被赋予“左翼激进派”而与康梁的右翼保守派有别。在革命史以及现代化的叙事中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慷慨就义是无庸置疑的。可在学术界中，对他的“死难”却有不同说法和分析，钱穆说谭嗣同是为报皇上的“知遇之感”；萧公权尽管说谭是为“变法而流血”，但仍有“以死报德宗之嫌”；左舜生则认为谭之死不能说是“尽节”或“尽忠”，而是因为其“任侠”精神。
张灏先生显然认为谭嗣同为谁―――德宗皇帝还是戊戌变法―――而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巨大影响源于他一生中所作的两件“事迹”：一是上文所提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主动牺牲；二是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所宣扬的“冲决”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罗网”。这两件“事”对20世纪中国上半叶影响深远：如前所述，谭嗣同牺牲壮举被后来不止一代的革命者引为榜样；而他否定三纲，反对礼教的观念在以后则变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最终形成五四时期的反礼教高潮。并不是说没有谭嗣同的流血，中国革命就不会发作，没有他对三纲的冲决的呼喊，就不会产生五四的全面反传统。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后来者深受谭嗣同“事迹”之震撼性影响与启示是历史存在的。这样，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者，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便是必须弄清他何以会去主动牺牲？何以会如此绝对地反对“三纲”之“礼”？
张灏先生认为，谭嗣同的“事迹”源于他的“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而这二者又汇源于他的《仁学》一书中所反映出的“仁”的精神。在《烈士精神》一书中，张灏先生从对谭嗣同的心路历程分析入手。他认为，谭的心路历程有三种趋势：一是日趋强烈的宗教心灵；二是他因受多方的影响而思想领域逐渐开扩；三是对文化和政治的态度日显激烈。这三种趋势最终汇归在谭嗣同1896年写的《仁学》一书中。《仁学》中强烈地表现出了谭嗣同的“仁”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它根植于他的宇宙观。张灏先生指出，谭的宇宙观所要强调的是“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浑然一体性”，在这个宇宙中，“以太”像“气”一样“充满弥贯一切，每一个个体都不能单独存在，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相互涵摄，构成一个圆融和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圆融和谐中，只有整体是真实的，个体是没有真实性的，“以太”是永恒存在的，而万物只有聚散、成毁，无所谓生灭。（谭嗣同认为“以太”是宇宙的最基本的元素，同时也是一种力或能量，是一种有生命、有精神的性的东西。参见《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第57―72页。）这种宇宙观使他突破对个人的死亡的恐惧，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这就是：个体生命只有超越各自的孤立和疏离，融化到万物一体的大生命之中才有意义。正是凭借这份根于“仁”的精神中的烈士精神，他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在戊戍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从容就义。
谭嗣同的烈士精神源于他的“仁”的精神，同样，其批判意识亦源于“仁”。张灏先生指出，谭嗣同的“仁”有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正是凭藉这一道德理想主义，他主张民主，参与变法（这是与严复等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为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立场而主张变法是不同的。参见《烈士精神》，第84页）。同样，基于这一道德理想，使他对现存的社会和传统的基本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抗议精神。这一激进的抗议精神，其理论思想资源一方面源于张载、王夫之一脉的儒家中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它融摄了佛教的慈悲观、墨子的兼爱论和基督教中的博爱观。不过，以上存在于各学派和宗教中的反礼教的抗议理论资源在中国已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仁”与“礼”之间的紧张性是长期存在的，为何独在晚清谭嗣同的思想中才形成为一种强烈的力量，完成对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的突破呢？对此，张灏先生认为，认识谭嗣同的抗议精神必须要看到“西方的冲击”的强大影响，从直观的方面看，西方的伦常展示了与中国相异的一个新的榜样，从隐性的方面说，它激活了传统中的反礼教的批判意识（《烈士精神》，第92―94页）。正是在内在的潜因和外在的冲击下，“仁”与“礼”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性和矛盾终于在谭嗣同思想中得以突破。谭嗣同主张以仁黜礼，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世反对礼教高潮的序幕，接下来上演的便是五四时期对传统礼教的摧枯拉朽的热烈场面。
谭嗣同是一个稍有文史常识的人都知晓的人物，但其实人们对他有相当混沌的认知，甚至不少史学研究者对他都有相当错位的认识。不是把他放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范畴中去论述，就是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框架下加以赞美。通过张灏先生的著书，我们了解到谭嗣同参与变法主要是因为道德理想主义，而主张以仁黜礼的思想理论渊源与中国传统有密切关联。
彗星之光之所以永恒于人们记忆之中，当然是它特殊的光芒所致，然而，如果它只是一束无因无果的短暂之光，它是不可能永恒的。谭嗣同，这颗思想史的彗星，因其“光”上承传统，下开后世，虽瞬间即逝，却永驻人间，永驻历史。这就是张灏先生在此书中所要告诉我们的。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张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