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讲到张岱年先生的成就时，每不会忽略他于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岱年先生自己也几次说到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还是那本《中国哲学大纲》”（梅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新华文摘》2004年第14期）。
关于《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先生在写给我们编辑的《哲人忆往》一书中有《哲学
其实重要的还不仅是做学问，又更实为岱年先生之为人态度。岱年先生曾回忆熊十力先生的一件颇为意味深远的事：“熊先生经常对我说，研究学问要有‘真情实感’。他确实充满追求真理的激情和把握真理的信心，1949年金岳霖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熊十力的哲学怎样？’我当即反问：‘金先生以为如何？’金先生说‘熊十力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这一点我不如他。’金先生这句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学问背后有其人，岱年先生的做人为学之道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是“修辞立其诚”和“直道而行”。正是直道而行者才写出了有真情实感的立其诚的学术精品，这就是张岱年先生。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把“修辞立其诚”遵循为“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么多没有什么价值的，甚至是胡编乱造的形形色色的书籍充斥大小书店时，再想想张岱年先生是怎样写作《中国哲学大纲》的，怎能不由衷地感叹呢！当今似乎制造出来一些文字“产品”（实为印刷垃圾）是太容易了，虽然同时出版某些有价值的著作又是太难的。今日的中国，写书的人也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真是谁都能写书，有的甚至不问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这使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已经成为“现象”的抄袭、剽窃和学问上的弄虚作假。已故汪曾祺先生曾回忆过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沈先生一种严肃的心态流露。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汪先生与沈先生到一个图书馆去，站在一架一架的图书面前，沈先生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我真是什么也不想写了！”而今天好像是恰恰相反了：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我不是也完全可以写书吗！今天我们扪心自问的是还有多少如张岱年先生这样一些前辈们的严肃态度和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来新夏教授也曾讲过先辈学问家如何严谨治学的故事。清代乾嘉时期学人纪晓岚素以博闻强记，遍览群书著称，但他一生除总持《四库全书》和撰写一部《阅微草堂笔记》之外，令人瞩目著作不多。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他因读书太多，往往分不清哪是前人旧说旧事，哪是自己新解新意，由此怕与古人“暗合”处而贻人口实，所以不敢滥笔。来新夏先生还举出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说他写好了《日知录》而迟迟不付梓，他对要求刊行的学生说，读书未遍，怕与古人有重复处，故要等多涉猎一些典籍后再说。遂传《日知录》终成享誉后世的名著（2004年7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
张岱年先生正因为他的创新，改变了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研究方式，由选出哲学主要问题，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条理系统，写出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大纲》之“自序”）。遂使《中国哲学大纲》终成享誉中国学术界60多年而不衰的名著。甚至在张岱年先生1957年遭遇不幸成为“右派”之后，虽著作难以问世，但基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还曾以岱年先生笔名“宇同”于1958年正式出版。
关于《中国哲学大纲》尚有一情节也对我们有教育意义。岱年先生在《张岱年文集》第二卷序中，说及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曾提起“宇同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并引用了此书的“两篇序文”，岱年先生只是说从此事看出“当时《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也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查阅曹聚仁先生的著作，我们看出，何止是“注意”！曹先生在《两篇序文》中，由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两篇序文（1937年、1957年）论及对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评价：“宇同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之下”（《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此外，曹先生还在另一篇《道学初兴》中，专门评介并发挥了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的观点。“之上”或“之下”我们可以不必深究，但这些话却也足以反映出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如曹聚仁先生这样鼎足学者心目中的轻重了。
